他出生于江南名镇南浔的富豪世家，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及长捐二品候补道衔，光绪二十八年以一等参赞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欧，仕途一帆风顺，经商亦获利甚丰。他本来可以在清末新政体制内青云直上，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他却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诚挚感情，迅速接受欧洲新思潮的影响，并且毅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仅以智慧而且以钱财为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民国诞生以后，他却功成名退，与那些居功自傲索官敛财的“开国元勋”们大异其情趣。“二次革命”以后，虽然亦曾多次涉足政坛，并且身居要职，但那也多半是为了“护党救国”，并非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而且很难视为掌握实权的主流政客。
1928年以后，国内政治风云变幻更大且更趋复杂，他也更加疏离于政治漩涡的中心，醉心“经济救国”；在电力、水利、矿业、铁路乃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如西湖博览会）等方面付出许多心血。他虽然处于“党国大老”的高位，而且又从事工矿交通运输等许多企事业，但始终严于律己，过着俭朴淡泊的生活，在人品操守方面亦有其可圈可点之处。
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记录，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而且还由于厕身且活动于这种环境之中的人也非常复杂，特别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心理。
王船山史识颇多精微，他虽然提出“论人之衡有三，即：正邪、是非、功罪；但却没有刻意把历史人物的评价简单化、公式化乃至脸谱化”。他说：“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宋论》卷六）
为张静江这样长期纠缠于国民党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之中的政治人物写传，“平情”、“思反”的客观审视与辩证论析尤为必要。
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湖州籍的辛亥革命重要历史人物，如张静江、陈英士等，过去曾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略，这是非常有失于历史公正的。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们的奋斗牺牲与执着追求多半是为着祖国的独立与富强。尽管在若干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张静江在政治抉择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历史的局限。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认为张謇在1925年南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就说得很好，其结尾一段话是：“若孙中山者，我总认为在历史上确有可以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能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互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段话至今仍可作为我们评判历史人物的参考。
本书作者张建智先生，长期潜心文史研究，对张静江研究尤为执着。他本着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在掌握大量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浓墨重彩地为我们重现了张氏传奇性的生平。我深信，这本传记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且引发人们对辛亥革命史及近代经济史研究更为浓厚的兴趣。
（《张静江传》张建智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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