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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罗斯文论家谈论巴赫金

2005-02-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的金元浦教授与俄罗斯人文大学的塔马尔钦科教授、圣彼得堡大学的伊苏波夫教授去年曾在北京就“俄罗斯当代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论研究”做了一次精彩对话。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凌建侯副教授担任了现场翻译工作。现摘发其中有关巴赫金的内容,以飨读者。相信俄

国学者对于巴赫金的理解会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启发,有所推进。

巴赫金著作的英文书影

伊苏波夫:我先谈一下巴赫金何以产生,又是怎样产生的。我想先谈谈产生巴赫金的时代即白银时代。白银时代是由尼古拉奥楚浦提出来的。这一命名有两个含义: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文学的意义;二是哲学上的,一直延续到60年代,俄罗斯移居国外的第一批哲学家去世,特征是精神上的复活或称哲学上的文艺复兴。别尔嘉耶夫持另一种观点,发表在《道路》杂志上。他认为俄罗斯有哲学上的复兴,但没有宗教上的复兴。他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宗教人文学院(第一所非国立的大学)兼职,准备把《道路》杂志出刊十年的全部文章重新出版。

历史上有一些日期是具有象征性的。比如1616年,莎士比亚和比尔同一年去世。20世纪初,1908年尼采和索洛瓦尔德去世,1914年契诃夫和福楼拜去世。这些象征性的日期说明20世纪初期给人们留下许多记忆也留下了许多遗憾。这个时期是一个个性危机四起的时期。弗洛伊德、尼采、现代主义和相对论四个重要视角,对俄罗斯产生了重大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人自己丧失了自控能力,尼采想说的是科学主义成了人们生活中的暴君;在高尔基小说中,女主人公死去都没有人收尸,她活着连名字都没有。这些主人公没有得到人性的关怀;现代主义是一个很长的话语。别尔嘉耶夫谈到乔伊斯笔下的尤利西斯。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假设,犹太科学家亨德尔提出了多元理论。许多科学家对世界产生了间断性、非连续的看法。这些学说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整体的看法。

巴赫金在这个时代也许是为了把人重新聚集起来:还有一个对俄罗斯总体产生影响的是别尔嘉耶夫1916年《创作的意义》出版。该书提出了:“文化能不能拯救我们”的问题。从彼岸世界看,人类有音乐、有文学、有艺术,但文化注定是要毁灭的,迟早是要消失的。这和晚期托尔斯泰是一致的。托尔斯泰也说你们的音乐对于那些人来说是他们所不需要的。由此便诞生了新的思想流派:文化神学。文化神学这个术语此前是不存在的。还有一部重要著作,1932年出版的《在自然界中死文化中的神性》,巴赫金关于他人的思想间接地与文化神学相契合。

令人忧伤的是在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人们丧失了对现实的信任。象征主义学者认为现实是不真实的。象征主义的象征是从两个角度提出的。从认识论立场,象征实际上被认为是认知的工具。从本体论立场,象征实际成了建构存在的一种方法。曼德尔施塔曾嘲笑象征主义者,谁也不能成为与自己等同的人。玫瑰对着姑娘笑,姑娘对着玫瑰笑。这个立场与巴赫金十分接近。象征主义在自己这个领域玩得太过火,所以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古典现实主义在那时经历了危机,契诃夫一辈子渴望创作长篇小说,但没有成功。作为戏剧作家,他实际上丧失了编故事的能力,在他的戏剧中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把对话毁灭了。人物在台上走,谁也不理解谁,彼此是聋子,荒诞派戏剧家把契诃夫认作自己的前辈,这是有道理的。

其后在俄罗斯出现了索菲亚学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学说,因为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智者让上帝离人类越来越近。有人问巴赫金为什么这么写陀斯妥耶夫斯基?每时每刻瞻前顾后,巴赫金回答,我生活在这么一个不好的地方不好的时代里,我还能怎么写?我们的哲学家、美学家都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美好,巴赫金的学说实际上是一种爱的学说,产生于没有爱的时代,这是一种渴望爱的学说。

可以补充一点。俄罗斯的爱的哲学总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卡拉马佐夫之父卡尔萨文,他是一个爱的思想家,爱的渴望就是对我心中的最爱的东西的死亡的渴望。1929年出版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尼古拉别列斯金》,主人公爱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先后死去。当然这个男人像个吸血鬼,他的活着是靠女人的色情、性而活着的。从这个角度说,巴赫金的学说是幸福的学说。

金元浦:根据资料,巴赫金熟悉胡塞尔的思想,受到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等西方理论家的影响。在俄罗斯当时的严峻条件下,作为一个被流放者,巴赫金是如何得到西欧的思想材料的?

塔马尔钦科: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文章写于30年代。他当时不可能去文化中心的莫斯科等大城市。但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卡尔那夫,在彼得堡谢德林图书馆,他所需要的材料全由他提供,什么样的书他都能得到,巴赫金通过朋友的邮寄,阅读了大量当时最重要的著作和论文。

伊苏波夫:巴赫金是具有超感觉的天才,是活在20世纪的21世纪的人。巴赫金有这样的条件,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13岁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同时开始研究康德。

金元浦:巴赫金从未使用“对话”或“对话主义”来命名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但他在法国和美国最有影响的权威解释者托多洛夫和赫奎斯特则都选取“对话”作为巴赫金理论的核心标志。托多洛夫用《对话的原理》来评介巴赫金的著作,而霍奎斯特则将他编选的巴赫金论文集命名曰《对话的想像》。他们都将巴赫金的理论翻译、传释、介绍给英语和法语世界,并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学者。所以有位名叫贝洛斯托斯基的巴赫金专家曾断言:“对话”的巴赫金是一个近年来被巴赫金学的学者们所建构和提升的形象,对话批评则是以他为名制造出来的一个学术“企业”。在你们看来,对话主义能不能说是巴赫金的核心概念?西方人所提升的“对话主义”是不是巴赫金理论最核心的东西?

塔马尔钦科:巴赫金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可以说他有一个核心体系,巴赫金不是这样的学者,他有一系列的核心思想。对话理论―――不是对话主义而是对话本身―――是他的众多天才理论的一个核心之一,他通过这个思想来研究小说。至于西方人说的学术企业,我的理解是西方人也许没有很好地理解巴赫金的思想而直接使用了这个概念。

金元浦:实际上,巴赫金确曾反复论述,并从根本上认定人类生活的本质即是“对话”,人类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一种对话关系。巴赫金颠倒了历来人们视对话为手段、方法的成见,断然宣称“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巴赫金自己著作中,的确没有提到对话主义,但他的理论充满了这种精神。同时,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社会和西方理论的现实需要引进巴赫金的理论的,并在这种研究中发展和提升了巴赫金的理论。

除了对话主义之外,巴赫金对狂欢、身体在文化中的意义都有深入研究,他的丑角地形学、笑论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塔马尔钦科:的确是这样。关于身体在文化中的意义,在巴赫金之前已经有人谈论,尼采、弗洛伊德实际就是谈身体在文化中的作用,在俄罗斯,作家罗扎洛夫就专门写身体在文化中的作用。巴赫金谈身体在文化中的作用的特点和意义是他关注民众的集体的身体在荒诞现实主义中的意义。

金元浦:在中国,有研究俄罗斯文论的专家认为,巴赫金并没有主体间性的思想,是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任意发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塔马尔钦科:主体间性是巴赫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思想,作者与主人公,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人物与人物之间都存在主体间性。胡塞尔的著作中早就谈到主体间性,作为哲学文学概念,巴赫金对胡塞尔的理论十分熟悉,并有个人的理解。

金元浦:巴赫金还是文本间性的首发轫者。文本间性或互文性虽然不是由有巴赫金直接提出的,但也是在巴赫金理论和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本间性”,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克里斯蒂娃是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的第一人,但她是受到了巴赫金的启发才提出来的。巴赫金把文本间性或互文性这一概念(而不是文本间性或互文性这个术语)―――文本/文化关系引入了文学批评理论。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称陀氏的小说是“复调小说”,这种小说坚持运用语言的不同方式和评价“现实”的不同方式的“并存和相互作用”。巴赫金还进一步指出“复调小说”体现了“文学的狂欢节化”(thecarnivalizationofliterature)。在起源上,狂欢节不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复杂的文化行为的一种综合,是有着其仪式和象征系统的一种“信仰诸说混合论的盛观”(syncreticpageant)。

伊苏波夫:这也是巴赫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巴赫金启发了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他们把主体,尤其是政治的和性的主体,引入文本间性或者互文性关系的空间。

金元浦:还有一个问题,加拿大的布拉扬戈以及保加利亚的一个学者都提出巴赫金的著作和论文是剽窃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塔马尔钦科:加拿大的布拉扬戈认为巴赫金的著作和论文是剽窃的。这决不是事实。巴赫金是个过目不忘的天才,那些文章和著作百分之百是巴赫金写的。保加利亚的学者指责巴赫金剽窃洛斯基的《现代活力论》,并说巴赫金关于符号学的思想与卡西尔十分相像,这是没有道理的。布拉扬戈指责巴赫金剽窃的文章就刊登在俄罗斯的杂志上,没有任何文本分析,没有任何确凿证据,不是真正的学术批评。我认为,如果两个思想家之间有契合,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剽窃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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