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者之辨

柏拉图的著作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智者狄奥尼索多拉斯和攸狄底姆斯故意去捉弄一个叫克里西普斯的头脑简单的人。

狄奥尼索多拉斯：你说你有一条狗吗？克里西普斯：是呀，有一条恶狗。狄：他有小狗吗？克：是呀，小狗们和他一个样。

也许在掌握了语言之后，人类就开始利用语言进行辩论。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已经出现了众多著名的辩者，在当时的中国活跃着的是诸子百家，而在古希腊则是众多先哲，当然一些所谓的“智者”也在其中活跃着。智者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是“学者”、“教授”的意思，用来指称那些以教授年青人知识和论辩技巧为生的人。然而，由于智者传授的辩论技巧常常有强词夺理、玩弄辞藻的嫌疑，加上智者又主要以此谋生，因而，同时代的哲学家大多对他们嗤之以鼻。柏拉图就在其著作中对智者予以了嘲讽。

智者们很少有著作传世，因此，我们就只能通过哲学家们的著作来理解他们。不幸的是，哲学家给他们的对手―――智者学派，以无情的贬责。这就使得“智者”一词，长期以来带有贬义。如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著名哲学家文德尔班认为“欧几里德创立的麦加拉学派深深地陷入后期智者学派毫无成果的机巧之中。”也有人对智者学派做出过中肯的评价，如罗素。在他看来，智者们总是准备追随着论证，走到论证所引出的结论上去。相反，一些哲学家却对论证本身重视得不够。罗素批评柏拉图总是热心宣传足以使人们能变成他所认为是有德的样子的那些见解。罗素认为，柏拉图在思想上几乎从来都不是诚实的。因为，柏拉图让自己以社会的后果来判断各种学说。甚至于就在这点上，他也是不诚实的；他假装是在跟随着论证并且是用纯粹理论的标准来下判断，但事实上他却在歪曲讨论，使之达到一种道德的结论。

可以肯定的是智者对古希腊哲学、逻辑学有着较大影响。事实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都曾以智者作为论辩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智者启发了他们的一些哲学思考。智者的论辩也成为亚理士多德逻辑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也涌现出了众多著名的辩论家。百家中熟谙纵横捭阖之道的纵横家就个个是辩论家；名家、法家也以辩论为长项。尽管辩论带来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却终究没有促成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学在中国的产生。究其原因，孔子讲的明白：“巧言令色，鲜矣仁。”辩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是集修辞、演讲术和逻辑于一身的学问。而巧舌如簧，在孔子看来确乎是缺乏仁的表现。

伦理学和逻辑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伦理学讨论的是孰善孰恶，而逻辑学关心的则是孰真孰假。罗素批评柏拉图，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他混淆了这两类学科和问题。在古希腊，亚理士多德走上了一条和柏拉图不同的哲学道路，并开创了逻辑学。与同时代的哲学家不同，亚理士多德脱离开推理、论证的内容，考虑并分析了推理、论证的形式。逻辑具有保真性。所谓保真，就是如果已知前提为真，经过逻辑推理，其结论也一定为真。这里，我们不考虑论证的究竟是什么内容，我们只关注其形式。逻辑可以使我们从真前提得出真结论。而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恰恰是形式，而非内容。以一个三段论为例：所有人都是要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要死的。这里的前提是“所有人都是要死的”和“苏格拉底是人”，我们知道这两个前提是真的，那么经过该三段论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真的。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三段论抽象为符号，使其完全脱离具体的内容。从这里，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古希腊的智者对逻辑学的发展有其贡献。智者狄奥尼索多拉斯和攸狄底姆斯自然知道狗不是克里西普斯的父亲。但，他们究竟错在哪里？让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这一推理，该推理的前提是“这只狗是父亲（它有小狗）”和“这只狗是你的”。毫无疑问，这两个前提都是事实，因而也都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呢？其原因在于“是”这个词在这两个前提中的不同用法。“这只狗是父亲”这里的“是”是一个关系谓词；而“这只狗是你的”这里的“是”是一个性质谓词。可以说，只要保持这里的形式不变，“是”的用法不变（即同时作为关系谓词和性质谓词出现），无论我们怎么变化内容，这个推理本身都是不成立的。

而在古代的中国，墨家和名家都关注过论证的问题，但他们始终没有把对逻辑问题的思考上升到系统的、形式化的层次。古希腊智者的“巧言”为同时代的哲学家所重视。正是在古希腊哲学家和智者的反复辩难中，逻辑学得以产生。而中国墨家和名家却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墨子有关科学推理思想的萌芽，以及名家的众多命题都没有得到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的重视。当然，我们不能把中国没有出现逻辑学仅仅归咎于孔子的那一句“巧言令色，鲜矣仁”。但，墨子关于逻辑以及自然科学的思想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次，古汉语中“是”的缺位，使得人们无法用古汉语去分析很多逻辑问题，而很多逻辑问题也因此无法进入古代中国哲人的视野。事实上，“是”是一个关乎逻辑学与哲学的大问题，这一点早就得到了学界的认同。第三，名家的众多命题，比如“山与泽平”、“鸡三足”等，本身非常令人费解。甚至于，对这些命题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在学术史上也没有定论。后人无法清楚地知道前人的思想，这必然也妨碍了逻辑学的发展。可以说，“辩者”在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在古希腊，他们的思想引起了人们足够的重视，最终在辩难中逻辑学得以产生，从而埋下了科学的萌芽。而在古代中国，辩者们却没有那么幸运。这也许从一个小小的侧面部分地回答了“李约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