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十多年来以研究张东荪生平及思想为主。在撰写出版了三部有关张东荪思想的专著后，开始将研究重心拓展到近代学术史上。《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这部关于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创建问题的专题性著作，便是他5年间潜心研究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的阶段性成果。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具有强烈的学
作者将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简称为“四部之学”，将近代中国建构起来的新知识系统，简称为“七科之学”，并用“七科之学”与传统“四部之学”相对应，不仅意在表明中西两套知识系统的差异与区别，而且在于说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前人没有的见解。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具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浓厚的实证色彩。作者既不过多地空发议论，也不刻意用某种“范式”理论来建构所谓“历史图像”，而是用力发掘相关资料，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分析中国传统学术分科的特点，弄清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的构成及内部逻辑结构，说明在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意义的学术分科观念、分科原则及学术门类是如何一步步传入中国的，阐述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是怎样一步步向近代意义的知识系统演进的。作者在这种严谨朴实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研究，使书稿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因而该书稿也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传统学术转入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是很复杂的过程。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接纳西方学科体制，仅仅是中学转入近代学术体系的开始；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编目中外典籍，也是中学转入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之初步。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要完全转入近代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中，必须采用近代分科原则及知识分类系统，按照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对中国“四部”名目下的古代典籍进行重新类分，对中国旧学作出新的阐释和发扬。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工程，这项工程主要是在五四以后的所谓“整理国故”过程中完成的。因此，作者在写完这部书稿后将研究重心逐步放在民国时期，是恰当的。
中国近代学术转型，是指传统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这种学术分科及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仅仅是这种学术形态转变的一个方面。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不仅需要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入手，考察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过程，分析其转变的原因、契机、标志、过程及最初形态，重点考察学术研究方法、立场、观点、内容等范式转变；而且还要从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入手，考察清末民初社会结构、阶层变动、思潮涌动等因素对学术转变的影响，分析西学的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晚清学术转变的推动，注意考察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构成、交流模式、新旧学术体制、学术交流机制的建立及对学术思想转变的影响，重点考察研究中国现代学术的制度化、体制化、分科化、职业化等问题。简言之，应着力于研究两种学术形态在学术研究的主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术中心、学术研究理念及宗旨、学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范围、研究成果及交流机制、学术争鸣与成果评估等问题上的变化与差异。如此看来，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之重要性与复杂性，可能超出了课题研究者原来的设想，当然也决非这部书稿所能完全解决的。
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如何，当由学术界来评定。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思想史研究中的实证化倾向问题。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公案。是注重发挥思想家文本中的义理，还是着重于考证文本？这是研究者见仁见智的问题。从事思想史研究，必须进行系统的理论思维的训练，必须具有较强的抽象思辩性。这是治思想史者的基本功。只有具有较强的思辩能力，才能发掘文本之内在义理，才能使思想史研究具有必要的理论深度。左玉河从我研习近代思想史过程中，在思想史、哲学史的理论思维上受到了一定的训练，具备了较强的哲学思辩能力。这种思辩能力在张东荪思想研究中得到了体现。
近些年来，或许是由于在近代史所工作的缘故，左玉河深受近代史所实证学风的影响，更加关注于史实的考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这种特点，在这部书稿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验证。这是其学术进步的表现，希望他继续本此方向努力。但我想在此说一说另外一方面，即思想史研究毕竟要以发掘文本之义理为主，实证性研究并不是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对于文本资料本身，必须对其内涵作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阐释，其涵蕴的义理才能显现出来并显现其价值。故尽管实证性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和保障，但决不能因此忽视理论思维的训练和抽象思辩能力的提高，由此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和学术境界。这或许是左玉河今后从事思想史研究时应当注意的。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 左玉河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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