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老人(图)

萧乾先生是我国文艺界、翻译界一位神奇的老人。当过工人，当过教员，当过编辑，当过记者，国内国外，四处漫游，他在欧洲不带任何地图闯荡了多年之后，回到了祖国。1953年已是饱经风霜的43岁的壮年人：在重新创刊的《译文》 即后来的《世界文学》 杂志作领导工作，继承和发扬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传统，介绍外国文学优秀作品。他从欧洲引进不少可滋补养的精神食粮。

1964年，我调到《世界文学》杂志工作时，萧乾已经不在那里了。可是有关他在编辑部里的各种轶事，仍在老同事中间流传，讲他怎样处理个人问题，处理家事，怎样不修边幅，怎样光着膀子审稿，怎样爱讲爱说爱发表意见，等等。

后来他调到《文艺报》当了副主编。

1957年，这位爱讲真话的萧乾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唐山柏各庄监督劳动。劳动结束后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1964年摘掉“右派”帽子。

不久“文革”爆发，抄家，挨批、挨斗，送往咸宁“五七”干校。1973年因病回京。1979年正式平反。这时才查清，他的“右派”是错划的，恢复了名誉。那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

他把坎坷视若坦途，把风雨视若沐浴，但谁也看不见他内心的伤疤。

萧乾重新开始工作，翻译《战争风云》。命运发生了变化，他当选为作协理事、政协代表，出国讲学，出文集等等等等。

我在“文革”以后才有幸与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相识。

萧老个子不高，圆圆丰满的额头上飘着几许银白的发丝。与人打招呼客客气气，谈话不失幽默风趣。一生沉沉浮浮，他不以为然。我几次听他说自己生平如何幸运，老伴文洁若如何贤惠，朋友们如何帮助他和关心他，还说自己有自知之明，写过一些自我剖析和检讨的文章。他认为每次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没有迷失过大的方向，生活中经得起风浪。他的话坦率，使我倍感亲切。他的谦虚，也让人感动。

记得1983年，中央戏剧学院上演易卜生的话剧《彼尔・英特》。演出相当轰动。挪威驻华大使举行酒会庆祝演出成功。大使热烈地赞扬萧乾的贡献。萧乾十分诚恳地表示：应当嘉奖的是潘家洵老先生，因为潘老一生都在研究翻译介绍易卜生，而他只是翻译了一本《彼尔・英特》。

萧老人可爱，形象也可爱。我给他画了几次速写像。

有一次我为老人画了一幅漫画：他一手握笔，一手放在一摞书上。我问他：“书脊上是否写上书名 ”他考虑了一下，说：“不写可能更好。”是的，在高龄八旬之后，他还孜孜不倦地在文学田地上耕耘。如果书脊上写上书名，岂不圈定了他的创作？！

后来，他在一幅漫画像上题了四句话：

这老头，经折腾，八十六，还不停。老人真是神了。

我第一次到木樨地去看望老人时，看到他门上贴了一张“告示”：“病魔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面对这张告示，我踌躇了一阵，不知是否应该敲门。但与他见面的热情还是驱使我抬起手来按响了门铃。

他的家堆满各种中外书籍，字画，工艺品，像博物馆、像书店，更像仓库。

萧老80大寿前夕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我考虑了肖像的构图，研究了他的书房摆饰。我在背景上画了书架，书架上挂着一支布缝的民间工艺“鸡”，这是他的生肖。我还想到萧乾老先生有两件东西不离身，一是脸上的微笑，二是不停地写作。

萧老是蒙古族人，他写作用汉文，但身上流的是蒙古族的血。他躯体矫健，他喜欢闯荡。

萧老到了耄耋之年，仍不停地漫游，但已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书海里。他和相儒以沫的老伴文洁若联手合译上百万字的《尤里西斯》，其雄心其气魄何其可赞！他们为翻译这部“天书”从国内国外准备资料，探询专业知识，解决多种语言困难，真是费尽心血！他说，“我每天早晨五时起床，翻译、校对。天天如此。”萧老的敬业热情令人肃然起敬。神奇啊！

记得1990年在历史博物馆举行庆祝萧老从事文学事业60年的展览会上，老人身穿黑色的西装，胸前别着一束红色鲜花，十分精神，不过有些不像他本人平常的样子。展览会多方面地介绍了这位不同寻常的老新闻工作者、老作家、老翻译家的生平。

在展览会上也展示了我为萧老画的肖像。在画像上我读到启功先生的题诗。这首诗写得风趣而又深刻：

作家在家，有暇无暇。一挥十载，饱学五车。

年登大耋，名满天涯。吾乡之望，祖国之华。

启功先生的题词字数不多，但精确地概括了萧老的一生。

可爱可敬可钦可佩的萧乾先生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可是他的辉煌译作摆放在我们眼前，他一生可歌可赞的事迹永远会在我们中间传颂下去。

我仿佛又见到了他那灿烂的微笑，又感受到他那握手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