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翻译家一种思想文化资源

编者按：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批翻译家通过译作，积极介绍当代世界文坛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文艺流派和文学现象，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思想解放，对推动后来的文艺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彰显这一代翻译家的历史贡献，本

如今提起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等等外国文艺流派，许多人都不陌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介绍当代外国文艺流派及思潮，其范围之广，效率之高，可谓有目共睹。从信息传播的要素来观察，我国对当今世界文坛动向的跟踪和掌握，可以说已与世界接轨了。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作为中外文化架桥者的翻译家自然功不可没，特别是要感谢在改革开放初期，承担着压力，勇于翻译出版西方文艺新思潮新流派的那一代翻译家。我把他们称之为“开放的翻译家”。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极左思潮的束缚，我国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当代文学，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以后，对中外文化交流感觉敏锐的翻译家们，对文学翻译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其中更有一批人，思想解放，勇于求新，积极地译介当今世界的新思潮，特别是西方流行的文学流派。他们有的是把以前只能在小范围内部发行的流派译作重新公开发行；更多的则是瞄准西方新作，或快译出版，或撰文介绍。正逢那时我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译书不受版权限制，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世界文坛有名的现代派作品和有影响的文艺流派，诸如心理小说、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派艺术等等，都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了。长期闭塞的中国读者这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新鲜的东西！尽管对这些“新花样”，难免还存在不理解、不适应，看法有分歧，但这股新鲜的风一吹，读者普遍受到震动，不仅在不同专业领域引发了不少创新，更使许多人的视野、思维、观念仿佛都发生了变化，通俗地说，就是促进了思想解放。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无疑应该充分肯定翻译家作为思想先导者所起的作用。

“开放的翻译家”之所以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与他们本身的素质是分不开的。在他们身上至少具有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有执著的敬业精神。翻译是个寂寞甚至清贫的岗位（根本称不上行业），绝大多数人搞翻译都是业余的。加以翻译不算科研成果，不能用来评职称，甚至还被批评为“不务正业”，以致搞翻译明显低人一等。那时外文版本及参考资料匮乏，都要译者自己花钱去买去找，翻译条件相当困难。但是，这些翻译家们出于对翻译事业的热爱，怀着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责任感，硬是脚踩困难搞翻译。像施咸荣、董乐山当年译“黄皮书”，不但没稿酬，连名都不署；即使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时翻译稿费千字也只有四、五元，译者姓名更上不了封面。可以说，他是凭着执著的敬业精神，才燃起献身翻译事业的强烈激情的。

笫二、有与时俱进的翻译思想。选择翻译什么，无疑同翻译家的思想认识和判断水平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翻译界有些人，对当代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派作品，依然存在偏见，认为只能译介外国进步作家作品和有定论的西方古典作品。1980年初，有一位外国文学界老前辈，连当时翻译出版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和美国畅销小说《飘》都不能容忍，这表明那时译介西方当代文学是承受着不小压力的。但是，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就像只读《红楼梦》无法了解今天的中国一样，只看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同样无法认识今天英法的现实。好在当时有一批翻译家，思想解放，接受新生事物比较敏感，他们认为，对西方现代派作品当然不能全盘照搬，但首先要介绍，只有介绍了才有鉴别，才能借鉴或者批判。于是，他们顶着压力，积极主动选译西方当代各种形式的作品。例如，施咸荣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李文俊翻译的《喧嚣与骚动》，梅绍武翻译的纳博科夫心理小说，傅惟慈翻译的西方惊险小说，等等，都是首次引进的西方很有影响之作。这一代翻译家还十分重视边翻译边研究，不断跟踪世界文坛发展的趋势。为了填补空白，一开始是各种流派广泛介绍；随后，针对法国超现实主义和新小说派等已经过时，就更多地译介心理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其他流派；上个世纪90年代后，又关注译介后现代派文学、女性文学、新传记文学等等。翻译选材上的这种推陈出新，正是这一代翻译家翻译思想与时俱进的一种表现。

第三、有较扎实的翻译基本功。“开放的翻译家”在改革开放之初，多数正处在年富力强的年龄。他们既传承有“五四”以来老一辈翻译家的崇高译德和严谨学风，又得益于对外开放后信息来源的扩大，出国交流机会也较多，这使得他们的翻译基本功更趋成熟。表现在：外文功底厚实，有的不止掌握一门外语；驾驭中文的能力强，知识面广；不少人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评论家。像董乐山集记者、散文家、翻译家、美国学专家于一身，被称为“译坛一才子”，他的有些译作，已被用于翻译教学的佳译案例。傅惟慈不仅精通德文与英文，而且古今中外见多识广，善解翻译难题。可见，讲究译德，广学博闻，掌握丰富知识，无疑是这一代翻译家，在为翻译事业增辉中又一项可贵的特征。

还要看到，在译介世界文化新思潮新流派的工作中，有些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作用大一些；而有些则是依靠一群人协同完成的，比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引进过程，就是当年一批西班牙语译者，在“西拉美文学研究会”的组织下，依靠团队集体力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陆续介绍进来的。对于这种翻译“团队”，包括已经作古的和健在的，都属于“开放的翻译家”而应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的贡献同样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工作者在科技、社科、经管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文学领域，翻译和诠释外国古典文学和其他体裁作品的成就也是辉煌的。今天提出充分评价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绝不意味对其他翻译的漠视。西方现代派文学同其他文艺流派一样，都是一种历史范畴，对它应如何评价，这是学术问题，大家可以讨论。我们在这里只是希望，从促进对外开放这个角度，历史地反映“开放的翻译家”曾经做出的贡献。我们想要倡导的，只是彰显这一代翻译家，为了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当年克服困难，勇于翻译西方现代派作品这种开拓的精神；彰显他们注重学习，知识上注意与世界接轨，认识上保持与时俱进的求进思想；也彰显他们轻名利、重质量、讲诚信以及崇尚译德的治学态度。所有这些，恰恰与当前翻译界的某些不正之风形成强烈的对比。为此，充分评价“开放的翻译家”的贡献，重视开发这一代翻译家的思想文化资源，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