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的领带

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马一龙，2001年获亚洲出版商颁发的“杰出青年新闻工作者”称号，他在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中率真幽默的谈吐

我有一段时间在台湾的一家广播公司工作，因为节目都播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大部分人用英语采访。在那段时间，我就有机会认识很多现在变得很出名的政治人物，包括陈水扁、马英九、连战、李登辉等人，以致后来我做新闻周刊的记者，也经常跟他们联系，采访他们。

我喜欢自由下笔，更喜欢写人的故事，所以我经常在专栏里写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一些有趣的事。

陈水扁的领带

陈水扁做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有一次，他到美国得州的达拉斯，他很想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一般美国南方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决定去达拉斯的一家牛排餐厅用餐。

这家餐厅不是那种很高级的餐厅，而且有点粗糙，是一家普通人用餐的餐厅，就是说，可能会有很多卡车司机或所谓的牛仔去这家牛排餐厅用餐。

餐厅门口放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醒目地写着几个大字：本餐厅禁止打领带

为什么老板会这么写呢？

达拉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变化很大，原来的达拉斯是美国的不发达地区，大部分达拉斯人在油田工作，或者是牛仔，没有什么有钱人。

但是，最近几年，很多有钱人从纽约或洛杉矶等地搬到达拉斯。这是因为美国很多著名的国际公司把他们的基地移到了达拉斯。现在的达拉斯刚好处于美国的中部，机场非常大，交通又方便，达拉斯的建筑和繁荣吸引着这些大公司。

达拉斯的人口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不少有钱人。原来是粗工去的地方变成了有钱人去的地方，原来一条街上只有酒吧或很便宜的餐厅，现在到处都有咖啡厅、高级超级市场、纽约式的面包店，等等。

然而，原来生活在达拉斯的当地牛仔，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样的变化。因此，那位餐厅的老板才会写出“本餐厅禁止打领带”这样感情色彩很强烈的警句。

也许他想保留原来达拉斯的风气，他认为，外面已经被这些大城市的有钱人主宰改变了，但是在我自己的餐厅里面，我一定要保持达拉斯原来的样子。

也许这位老板认为，打领带的人就是破坏原来美好小村庄风貌的那些跋扈的大城市人，也许是这样的。

陈水扁跟他的顾问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很可能根本不了解历史背景。不过，陈水扁的顾问看懂英文是没有问题的。

其中之一 顾问 就对陈水扁说：“里面不能打领带，您最好把领带拿下来。”但是，陈水扁不听，也许他认为他是陈水扁，是台北市市长，不打领带有失身份，特别是在美国，是一定要打领带的。

他的顾问又看了看提示，再一次提醒陈水扁：“啊，您最好不要打领带。”陈水扁还是不听。

也许他认为他的顾问太过于紧张，反正，参与政治的人都会有一点点的虚荣心，不是吗

无论如何，陈水扁进入牛排餐厅的时候，他还打着领带。

他跟他的顾问坐下来，准备点菜。

我不知道当时牛排餐厅的老板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可以确定地说，这位老板愤怒了，他立刻采取了行动，很激烈的行动。

当陈水扁大摇大摆走进餐厅刚刚坐下，老板立刻从柜台后面跳出来，跑到陈水扁面前，手里挥舞着剪刀，气呼呼地把陈水扁的领带前下部分剪掉了。

带着残余领带圈的陈水扁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餐厅。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市长当时有多狼狈。现在，每当看到陈水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都会因为想起这件事而忍俊不禁。

陈水扁的小心眼

表面上，陈水扁与马英九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在台湾那段时间，我发现他们在政治上互相较量，是对手。也许他们都是年轻一代的政治人物，所以互相关注，又互不服气。

也就是说，马英九在台湾很注意陈水扁的行为，同样，陈水扁也非常注意马英九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陈水扁原来是台北市市长，后来在选举中被马英九击败了。这次失败对陈水扁的打击很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打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被马英九打败了。

我怎么知道的呢

当陈水扁当选为台湾的领导人时，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因为胜利而高兴。他那天晚上的电视讲话，似乎不是针对所有的台湾人，而只是针对马英九说的。

他大概是这么说的：“有一个人曾经认为他打败了我，有一个人认为他很得意，可以打败我，不过这个人，我不用说名字，大家也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个人以为自己很伟大。”

说到这儿，陈水扁就停住了，不说话。他的脸色变得非常的严肃，很“神圣”。

他继续说着：“这个人以为我输给他了。”他又停了一下，

“我真的输了吗 ”

那个时候，作为当选“总统”的陈水扁应该考虑的事情很多，但是很显然，他心里面始终有一个人放不下，那个人就是马英九。

铁面无私马英九

我认识马英九纯属巧合。当时，我是广播电台的记者，我和一位同事去采访他。因为我跟他是哈佛大学校友，他为人又很随合，所以一见如故，一开始谈就很投机。马英九那时候负责台湾法律方面的事务，他很适合做这个工作。

马英九有很多理想，比方说，他想改造台湾的监狱，让一部分监狱变成戒毒所，因为部分囚犯坐牢就是因为贩毒。他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应该去治疗而不要只把病人一辈子关起来。马英九很热心，很年轻，刚从哈佛的法学院回来，他满脑子都是法律。过不久，因为马英九抓人抓得太多了，他得罪了很多人。比方说，在某些地方，他不顾人家的地位，或者人家跟某某人有什么关系，只要违法，他就铁面无私地去抓。

那时候，台湾的新闻天天报道马英九抓了多少人，有多少黑帮头子被送到绿岛去坐牢。那时候应该算是马英九非常辉煌的一段时间。

不过，就像大部分辉煌时代一样，总会有一个结束。

马英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能干、刚强的人，实际上，马英九多愁善感到了极点。当他辉煌时代结束的时候，他就在舞台上哭起来了。

当时，有人说因为马英九得罪了李登辉的一些朋友 那时候，有一些报纸是这样写的 ，所以当马英九的任期满了，李登辉就没有继续任用马英九，这对马英九的打击很大。

后来，我去采访他。他心情非常不好。我记得，他坐在椅子上，神情沮丧。后来，我开始问他有关他家里包括他的祖先的事，他的心情就好一点了。

那篇文章刊登之后，马英九好像很欣赏。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变得比较熟悉了。

后来，有几次哈佛大学院长来到台湾，哈佛大学校友会还主办了演讲。院长也是我当时的导师，几次活动我都参加了，又碰到了马英九。

之后，我离开台湾到了香港，只要有机会回到台湾写东西，我都会去找马英九。

马英九也很关注陈水扁。因为马英九的英语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因此他当然会注意陈水扁的英语表现能力。记得有一次采访他，他得知我刚刚采访完陈水扁，他立刻问我，“他的英语怎么样 ”

后来，我把他的提问在文章中写出来，马英九有点不高兴。后来，他原谅了我。

当然，我觉得马英九问这样的问题也很自然。一个说俄语很流利的人通常会很想知道他的对手是否会说俄语。

（摘自《我与凤凰卫视的缘分―――美国人・马一龙幽默随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