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先生的女儿梁文茜女士今年77岁，她以她特定的方式同我们解决了版权问题。她在电话中所用的时尚的语言，和快捷的语速,你绝
不会认为是同一老人交谈，她精通英语、日语，每天上网阅读和对外联系。现在我与她成了网友。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过去我们社老编辑们一直联系的废名的女儿竟是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冯止慈。在那个非常时期，拉大旗做虎皮的人多多，但她竟没有向她的这么多学生们吐露一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花散文书系”出版多年，受到读者普遍赞誉。1993年被评为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重版“百花散文书系”现、当代部分，总编辑薛炎文同志责成我联系与著作权人签定（续定）合同。其中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共50部。其中15部的作家作品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我们还要同35位作者及其家人取得联系。当代散文也有不少需要续签。在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中心和许多著作权人家属子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保证了出版工作如期进行。此间我除与少数在京的著作权人接触外，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邮递书信联系的，回想几个月与他们的交往，许多事情非常令我感动。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收入的作家都是在五四以来在我国文学界享有名望的大家。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创作非同一般。除巴金先生之外，他们大都已经作古，因此我都是同他们的亲人们联系。而且他们的亲人也已经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同他们的接触中我也似乎感受到大师影响给他们亲人的风范。
《孙伏园散文选集》的著作权人之一，孙伏园先生的孩子孙惠南先生告诉我他是家中老四。他的大哥，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已经去世。二哥也已经是86岁了，是从广州军区的领导岗位上离休的。三哥1949年重庆大学工科毕业。他是50年代在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毕业，在中国科学院退休的。后来我了解到他退休前已经任中科院的党委书记了。孙伏园老先生在上世纪初，活跃文坛，被誉为中国期刊之父，要知道副刊的出版是他老人家最早实践的。孙伏园先生将《晨报》进行改版，这是“副刊”二字首见报端。从《孙伏园散文选集》和一些史料中，我还了解到孙老曾与鲁迅先生并肩战斗的许多细节，虽然他是以一个无党派的人士在进行着文化方面的工作，解放以后他身体不好，担任国家版本图书馆馆长。1966年去世。在艰苦的岁月，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他的支持下投身革命的。我党的早期领导人王若飞同志与他们哥俩留影。毛泽东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选集收入的第二篇著作）最早就是在孙伏园主持的《中央副刊》上首发的。鲁迅先生那轰动中外文坛的《阿Q正传》，冰心的《繁星》、《春水》也是在他的启发鼓舞之下催生的。他还在副刊上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俄国革命纪念专号”并亲自著文写下怀念李大钊的文章，从心底发出“为李守常（李大钊的字号）报仇去”的呼声。就是这样一位爱国文人，曾一度被认为是“面对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退缩”，这是不公正的，在这次再版中，编者商金林先生作了修改。
提起孙老先生的往事，孙惠南说，父亲的故事大都让他带走了。我们兄弟四人，忙于事业、学业，在家的时间很少，我在苏联时间很长，回国后很长时间在外地工作，想来很是后悔。我们老三老四虽然都是大学毕业，但对文学没有过多的了解。很少有与父亲接触聊天的时间。至于孙辈们对他们的爷爷了解得更少。这次你们出版他的书，我要买些送给他们。当我提到关于稿酬不高问题时，孙惠南说，你们出版社作了一件大好事，我们怎么会计较这些呢。现在我与孙先生夫妇几乎像老朋友一样，经常谈论出版和读书的话题。一天他打来电话，办公室的同事告诉他我去医院了，他不放心晚上又打到家里问候。（其实那天仅是一次集体体检）。
丁玲作为一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成长的左翼作家，她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8年，创作完成了以她亲身参加“土改运动”为创作源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同时又写了许多散文佳作。丁玲的著作权人陈明老先生，接到重版的信时，马上寄回合同，并打来电话表示谢意。他说，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散文出版上所做的努力是读书界公认的。在纪念丁玲百年之际重版她的作品，真是一件高兴的事，你们辛苦了。
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报界爱国楷模的曹聚仁先生,他在二十多岁就记录、整理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概论》,同样也在二十几岁,就登上了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讲坛了。他三十岁在上海创办《涛声》、《芒种》,鲁迅先生经常为这两个刊物投稿。抗日战争期间任战地记者,写下许多战地作品。五十年代以后他长期在香港为两岸的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1972年去世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拟碑文。曹先生散文的著作权人是先生的女儿曹雷。她对于重版问题提了建议，希望增加内容。的确，曹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他留有4000万字的作品，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收入集子中的作品很少。曹雷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还在忙于拍片，并很快签定了合同。我从社长那得知，她曾在60年代的电影《年轻的一代》中扮演女主角林岚，在《金沙江畔》中也扮演女主角。我理解了在她身上至今还存有年轻的一代那种革命青年的影子。她是我少年时与剧中主人公萧继业一样崇拜的人。现在已经65岁的她前几天告诉我，她2004年12月18日启程赴台，参加抗癌演出的主持工作。她曾在多年前患癌症，靠坚强战胜了恶魔，所以她太理解癌症病人的需求了，因此积极为一个个抗癌团体做宣传。我感觉到在她身上仍然迸发着革命青年火热的心潮。
《何其芳散文选集》的著作权人是他的夫人牟决鸣老人，我寄合同时，老人家病重。但她仍是签好合同，并瞩咐在对外友好协会工作的儿子何辛卯及时发信。在《何其芳散文选集》重版之际，我想起了这位老人，我和“百花”同仁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享誉中外的文学大师梁实秋先生的著作权人是他的女儿，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梁文茜女士。她老人家今年77岁，她以她特定的方式同我们解决了版权问题。她身体很好，思维敏捷。她在电话中所用的时尚的语言，和快捷的语速,你绝不会认为是同一老人交谈，她精通英语、日语，每天上网阅读和对外联系。现在我与她成了网友。她说，百花文艺出版社是规规矩矩的出版社，同你们接触让人痛快。她看我来去匆匆，对我说“你要赶不了路就住在我们家，我这儿很方便”。她还特意送我很多葡萄路上吃，她老人家对我的关心，让我今天想起来都热乎乎的。
当我们的重版合同寄到郑振铎的孩子郑尔康家时，郑先生在上海知道了这个事情后，特意打来电话表示支持，并一再表示寄回合同会晚一些时间，千万别影响“百花”出版时间。回京后他顾不上休息马上签了合同，及时寄给我们，保证了整体书系的如期再版。最近当我在读《俞平伯散文选集》时，翻到了他的“悼念郑振铎同志”一文，文章这样评价郑振铎：“像振铎这样兴高采烈，活泼前进，对一切人和事都严肃认真，却又胸无芥蒂的大孩子”，我没有面见过尔康同志，但他给我的电话感觉就像俞平伯所描写的他的父亲一样，大师的品格完全遗传给了后代。其实他也是一位老小孩儿了。
李广田先生的女儿李岫同志是北师大退休的教授。李广田先生生前任云南大学校长，在1967年“文革”中含冤去世，我找到她是通过云南大学人事部的负责人。李老师不仅及时签定了合同，而且为我提供了其他一些大师后代的迁址情况，为我同他们的联系提供了便利。她对于“百花”的工作给予肯定，什么事情都好商量，我们电话中开起了玩笑说，如果都像我们这样世界不早实现共产主义了？
《废名散文选集》的著作权人是经过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护中心的吕洁女士找到的。废名的儿子现在山东。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过去我们社老编辑们一直联系的废名的女儿竟是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冯止慈。我1973年工作以后与冯老师又成了同事，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工作，但她从来就没有谈过家常，她关心我的入党问题，谈起共产主义理想她很兴奋。后来我离开教育界，就很少再见到她。现在，才知她因患癌症多年前就去世了。带着对冯老师的怀念我了解到废名先生的原名叫冯文炳，革命烈士冯文华是他的堂弟，他之所以以“废名”作为笔名，就是要废除并抛弃一切名利。他的女儿，我的老师冯止慈老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在那个非常时期，拉大旗做虎皮的人多多，何况冯老师既是名人的女儿，又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但她竟没有向她的这么多学生们吐露一字。
还有令我感动的是，巴金先生的著作权事由其女儿李小林代理，她最初表示不再续约，因为巴金先生的作品希望集中一些版权。我在电话中对这位过去就令我佩服的但没有见过面的《收获》杂志主编说，如果没有唯一健在的巴金先生的选集，此套书的分量骤减，希望她理解支持。小林主编马上就寄来了盖有巴金先生章的合同。事情过去了一些时间，每当我想起巴金老人建国以来从不要稿酬，连工资都不要，并经常帮助困难人的事情时，我又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门上刻印的那只大师的手，那只巨人的手，我衷心地祝福巴金大师长寿。
在版权签约的几十天里，我们也遇到不少困难，有时要跑几家医院找相关人、有的作家亲属搬迁我也走不少冤枉路、有的还是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有的在海外，更多的是在作家权益保障部和一些省市作家协会的协调、促进与联络下完成的。这样我们就同沈从文、俞平伯、郭沫若、茅盾、冰心、郑振铎、施蛰存、凌叔华、老舍、丰子恺、钟敬文、孙福熙、王统照、袁昌英、丽尼、周作人、叶灵凤、方令孺、师陀等作家的后代圆满地解决了版权问题。
当出版的书在规定的时间陆续寄到作者亲属手中时，许多人给我们来电话表示十分满意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称赞这次出版的效果很好。
编著《俞平伯散文选集》的编者孙玉蓉来信称赞说：“再版的这套书更加精美上档次，不愧是荣获国家图书奖的精品图书。贵社在与时俱进，不断开辟新的出版领地的同时，能够始终保持并创新着自己的特色品牌，在出版界牢牢占领着先进文化的领军地位，可喜可贺。”
每当我看到新出版的排列整齐的“百花散文书系”，翻阅着一封封充满友谊与支持的信，就想到一个编辑所做的工作意义，远远超过他付出辛劳的本身。我们最初为此书作出贡献的老社长林呐同志早已谢世多年，我们的老领导徐柏容82岁至今还在担负着书系古代部分的审稿，我们的老编辑主任范希文、董延梅都已经年逾古稀，当年他们是花费很多经历去组织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至今还在默默无闻做着编辑工作。这套书的主编之一郑法清同志也已经65岁了，对丛书的再版工作极为关心，经常督促了解情况。想到他们，我还算年轻，应该在他们打下的百花散文江山的基地上贡献出力，把老一代编辑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发展下去，才不愧领导对我的信任、广大读者对百花散文书系的追求和大师亲人们对我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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