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李亚平著 北京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一书，
第一，这可能是目前国内模仿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写作历史风格最成功的一本著作。《帝国》选取1127这一年作为叙述宋代历史的切入口。1127年，在宋代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份，既是北宋灭亡的一年，也是南宋建立的一年。1127年不论是对北宋还是南宋而言都极具重要的时间符号意义。作者选取这一年，既便于叙述，也显示了作者对宋代历史的理解。
在叙述上，作者以1127年为核心，选取了宋代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宋太祖、王安石、宋徽宗、童贯、赵构、岳飞，将这几个看似不相干，实际上却有极大关联的人物放到了同一年内作为叙述的重点，通过对几个重要人物的叙述来展示宋代的历史及其衍变结果。这是典型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写作历史的风格。1127年，是北宋灭亡的这一年，作者将北宋灭亡的根源追溯到宋代开国皇帝太祖时期。宋太祖开国设计的制度精神，注定了北宋王朝的“积贫积弱”，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无法抵抗外来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冲击。在宋代历史上，又错误地走错了房间，选择了一个充满浪漫艺术细胞的皇帝―――宋徽宗作为这个帝国的最高元首。这个走错房间的选择，最终把这个帝国送上了灭亡的不归路。因此，1127年北宋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要从这个帝国的建立者宋太祖那里去找根源。作者也正是如此做的，作者从宋太祖的立国精神开始写起，并将这一立国精神在北宋一朝如何逐渐影响到这个帝国方方面面的来龙去脉叙述得条理清晰，论断有力，剖析令人信服。
1127年，也是赵构建立南宋的年份。在活着的祖宗立国精神仍在，又在宋徽宗将北宋一朝“积贫积弱”发挥到极至且最终导致这个王朝灭亡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南宋王朝未来的历史是如何一番气象也就可以想见。
1127年，在宋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份，上可追溯至宋代开国，下可延伸至南宋的未来命运。选择这样一个年份来叙述宋代历史，无疑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第二，作者语言通俗生动、诙谐俏皮，又不乏理性思辨，在诙谐俏皮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比如作者在叙述到北宋灭掉后蜀，宋军缴获后主孟昶的日用马桶时，发现蜀后主的马桶竟都是用七彩宝石镶嵌的，有一句非常俏皮而极富智慧的评断：“一般说来，屁股如此尊贵的人，脑袋里装的就大体上是垃圾了。”这一评语，令人拍案叫绝。
第三，全书中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感，古今互证。这一点在叙述王安石及其变法时得到充分体现。作者在叙述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历史根据是王安石走的是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那一套时，作者在评及桑弘羊财政措施时有一段话：“其情形，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作者还将王安石变法与中国当今的改革联系起来分析，语重心长地提醒中国当今的改革执政者，要从王安石变法中吸取历史教训。这使得本书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帝国》的最明显的三大特色，可圈可点。但也有它明显的不足之处。
首先，就该书的写作风格来说。的确，这本书在写作风格上很像《万历十五年》，正如评论者之一吴思说的“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形神俱似”。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无法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相比。诚然，这本书在写作风格与语言上都极似《万历十五年》，达到了“形似”。《万历十五年》之所以写得非常精彩，是作者以数十年对明史文献的熟谙，对原始文献材料进行了“高度浓缩”，加上作者的人生阅历，站在大历史的高度洞察到我们这个国家体制中精神内核的缺陷、制度层面与行政实际的脱节、在施政过程中往往道德因素占据上风而忽视原则、中国自古以来在管理上缺乏数目字的管理等等。不论观点是否有商榷之处，但这是黄仁宇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体现了黄仁宇的历史洞察力。虽然《明史》将明代败亡断论在万历时期，却没有明确论断何年，黄仁宇将明代的大败亡定在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在历史的记录中是平淡无奇的一年，黄仁宇却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洞察到明代的大败亡。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识见，非有几十年功力达不到的。而《帝国》一书缺少这样的“神”，尽管作者将大宋帝国的一切根源归于宋太祖的“卧榻情结”，也打中了中国古代帝王的统治理念，但是缺少功力深厚的剖析。而且选择1127年作为叙述的切入口，比选择万历十五年要来得容易得多。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历史识见。顺带说一句，国内学者都倾心黄仁宇写作历史的风格，也曾有学者在此方面作过努力，希望写出中国内地学者的“万历十五年”，总体上都是不甚理想。关键就在于缺乏《万历十五年》中所具备的“神”。
其次，由于过多地使用了生动俏皮的语言，使得该书显得轻佻，而缺乏持重感。
此外，尽管作者声称熟悉宋代历史上任何一件史实，甚至一些重要人物的对话可以告诉你文献中的出处。但是这部书中引用的文献并不多，而且多数还是二手材料，甚至是非专业学者的著作，如书中大量引用了林语堂和柏杨的著作。在某些用词上也欠妥当，如“楔子”中两处“中国人”的使用，使作者有狭隘的民族观念的嫌疑；文中在叙述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关系时，使用了“对食”一词，这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作者的“对食”是一起吃饭，还是那种从唐代以来至明清时期，太监与宫女之间一种“假夫妻”的特殊关系的特称呢？
不论怎样，《帝国政界往事》都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大众读物。历史学者无法做到的历史大众化的夙愿，现在由文学出身的学者来达成了。这也是一种可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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