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才的风格

2005-02-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2004年11月我写了一篇悼念陈原同志的文章，意犹未尽，现再草拟一文，略作补充。

在本文中，我仅就自己有所了解的几件事情，侧重谈谈陈原同志如何严谨办事、严以律己，也讲一下他平易近人、富于风趣、亲情深厚的一面，以期对他的为人风范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陈原同志一贯坚持严谨执着的工作态度。这

一点，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在几十年间他负责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整个过程之中，所以我多说几句。1953年他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当时附属于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时，就受命开始进行这类名著的选译工作。在国务院有关规划小组的领导下，他组织制定了《外国名著选译12年（1956―1968年）规划总目录》，共收书1614种，三联书店据此组译。1956年就开始出书，新译本有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狄德罗的《哲学选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这些书都是约请名家?译（如《通论》的译者为徐毓旃教授）、经陈原同志审定的。1958年译印外国学术著作的任务移交已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以后，上述总目录成为商务在1959年拟订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著作长期规划的重要依据。“四人帮”粉碎以后，陈原同志在1977年担任商务、中华（合营）总经理兼总编辑，1979年又担任重新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他认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陆续刊行，将是振兴中华、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础工程之一”，因而对此项译事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同陈翰伯同志一样极其重视出书质量。他严肃地指出：“选题应贵精不贵多，宁可少些，但要好些”，“选译的著作应该是真正的代表作”。他坦率地指出：解放以前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有一些未必可以纳入‘名著’之列”。1982年为了纪念商务成立85周年，陈原同志主持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更加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他从翰伯同志任职商务时期已译印的数以百计的学术著作中初步选定第一辑书目，并通过各种方式就此书目广泛征求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才最后确定下来。他不仅逐一审定序跋和出版说明，提出有的要修订或重写，而且亲自过问封面设计和版面设计工作。他强调封面要庄严大方，标识新颖（如以蒲公英的图案表明出书的旨趣），具有商务自己的风格，还就扉页、环衬、书眉、勒口、外文版权、排版格式等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所有这些，使这套丛书能以较高的质量面世，受到读者赞扬。前几辑《丛书》经过多次重印，大都已收回成本，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1984年胡乔木同志在同陈原同志谈话时传达邓小平同志作出的“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将古今有定评的世界名著都翻译出版”的指示后，他在1985年就派我带领考察组访问日本，进行调查研究，从岩波书店、东京大学出版会等出版单位和一些印刷、发行机构取得了若干经验，这对落实小平同志指示起了有益作用。1989年商务召开《丛书》选题规划座谈会时，胡乔木同志从上海发来贺信，提出“选题的范围还可以更广些”，陈原同志致力加以落实，注意抓外国研究第三世界权威著作的选译工作。考虑到外国学术著作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丛书》碍难多收，他想另出一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选认真选译，出到一定的种数再打出这套丛书的招牌。陈原同志注重革新，与时俱进，也于此可见。

在这一方面，我还想简略地说几句我所看到或听到的事情，它们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陈原同志严格掌握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的界限。我担任《陈翰伯文集》责任编辑时，难以决定翰伯同志在1957年夏写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反右斗争的两篇文章的取舍，陈原同志审读后明确地指出，这两篇文章虽然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发展，但可能“使读者误作正面思想”，事关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要“妥善处理”，因而经与其他同志慎重研究，确定不收。

陈原同志是著名语言学家，又是国际问题专家。解放前写过大量国际问题文章，解放后他也未停止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有一年他为《红旗》杂志写国际评论，差不多每期都发表一篇，给《世界知识》杂志写的大小文章更多，总计字数多达两三百万字，但在他编《陈原文存》时，经过他慎重研究，竟然一篇也没有被收进去。

陈原同志也学胡乔木同志，搞“咬文嚼字”。20世纪50年代乔木同志在中宣部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曾经批评“您们”这一说法，并说明了只能说“你们”而不能说“您们”的理由，我已记不清那个理由的具体内容，但当时对它是信服的。陈原同志在某年抱病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也指摘了“格林威治”的译名，认为它应译为“格林尼治”，并说国家语委（当时他任主任）曾经为此发文，惜未落实①。由此也可以看出陈原同志处事如何较真。

尽管陈原同志在出版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但大家并不是敬而远之，而是乐意接近他。因为他是性情中人，至情至性，无所拘束，他的随和、圆通，他和人交往时的妙语连珠，对人们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休息时，他会带着笔记本电脑踱到我的办公室，要我提一个日文单词，然后挥动键盘，打出一句有趣的话。有时年轻职工们也会围着他，听他谈天说地，嬉笑一阵。然而，我最感动、最难忘的还是我所经历的、目见耳闻的如下情境。

在1988年以前，陈原同志从来不到北戴河去休假，但在这一年8月中旬，他却与夫人余荻同商务职工一起到那里度假。余荻同志有心脏病，我的爱人是商务医务室的大夫，到她家看望过几次，难得的假期同游使她们格外热和。余荻同志话不多，但从谈心中我们也能感知她对陈原同志的炽烈感情。这次出游，似乎是陈原同志特地带她到避暑胜地散散心的。他谈兴很浓，常常用幽默的话语谈些逸闻趣事，让夫人同大家一样开心。夏天在北戴河营业的天津起士林不几天就要歇业，他们夫妇与三五商务职工赶到那里，享用美味冰淇淋和糕点，按照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官大的陈原同志买单，也博得夫人理解的微笑。

最动情的一幕是海滨嬉戏，陈原同志童心未泯，穿着游泳裤，但同夫人一样不下水，只是拿着照相机，在沙滩上为海里嬉闹的职工们照相，镜头对着这边可还没有按下快门，那边的职工就叫嚷着要他快来照，弄得他应接不暇，大家笑成一片。我站在浅滩上，也请他照了一张。至今我还珍藏着他送给我的一大一小两幅黑白相片。

1993年余荻同志因脑溢血遽然去世，使陈原同志极度悲怆，痛不欲生。我登门慰问他的时候，他紧抱着我的双肩号啕大哭，我除了含着眼泪连声说保重身体以外，还能说什么呢？我的爱人也曾到北京医院向余荻同志遗体告别，并陪同陈原同志护送遗体到八宝山火化。过后，我听说陈原同志曾在一篇怀念亡妻的悼词里，尽情倾诉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和夫人在出版领域并肩战斗、相依为命的至深至爱情感，商务几位职工有机会读到此文，无不凄然泪下。其中有一位后来告诉我，悼词已随余荻同志的遗体火化。果真如此，就永远失传了。

辛勤耕耘，严谨求实，源自陈原同志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和蔼可亲，富于情义，出于他一贯的、真切自然的平常心，二者从不同方面表现出这位奇才的高尚人品，令人景仰。注①现已通用“格林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