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号称“第一奇书”,不但由于它反映社会、刻画人物的文字精妙,语言鲜活,更由于它的原始底本是民间艺人的说唱材料,加上广泛流传后遭到不断的窜改、增删和错乱,因此它不仅以杰出的写实小说闻名,而且也以难读难懂著称。
梅节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七十年代末寓居香港,以研究《红楼梦》自娱。梅节的观点是:自从胡适首创“新红学”以来,有关《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物研究、写作技巧等问题都大致已有眉目,而与《红楼梦》伯仲之间的《金瓶梅》却至今仍问津者寥寥。后来他接受一家出版社的委托,汇集、研究《金瓶梅词话》的各种版本,把这部书重新校点一遍,搞出一部比较可读、比较接近原著的本子来。
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经过两年多时间,梅节血汗凝成的《金瓶梅词话》(全校本)终于出版了。据统计,“全校本”校改之处共有五千余条之多,这就使得它成为了《金瓶梅》版本系统中一个有独立地位的本子而受到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注目。
全校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梅节并不满足。他不间断地继续校勘,继续寻找瑕疵,终于又发现漏校误校一千多处,决定再作一次重校。同时他又觉得有些词语不易理解,也是阅读中的“拦路虎”,需要做些注释,放在每一回的末尾。以第一回为例,需要校改的地方就有八十二处之多(在新近出版的梅节所著《〈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中第一回的校改已增至110处),每一处都引经据典,说明校改的道理。如此推算,一部《金瓶梅词话》大约要校改近万处。至于注释,也是一个无底洞,至少也要注几千条。
从1988年开始,到1992年结束,经过四年的努力,梅节完成了《金瓶梅词话》的重校工作。“重校本”对“全校本”作了一次重大的清理,改正错误达一千多处。有原本不误,“全校本”误改的。有原本错误,“全校本”或存而未改的,或改得不彻底的,或未悉致误之由,无法订正的。总之,“重校本”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广泛吸收海内外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接近原著的本来面貌,增强了可读性。
经过两次校订,梅节先生的知名度已不胫而走。这时,山西有一位青年书法家陈少卿,自告奋勇,愿意以工整的小楷书写梅节先生的校本,并建议出成线装书。梅节先生目验陈少卿的小楷,发现确实秀美工整,功力不凡,竟然再一次点燃起三校《金瓶梅词话》的热情,与陈少卿签约。在此期间,梅节先生进一步扩大校勘参考书的范围,除了郑振铎、施蛰存等专家的校点本外,还吸收了民国时期存宝斋印行的《绘图真本金瓶梅》和卿云图书公司印行的《古本金瓶梅》,以求博收广搜,择善而从。
“三校定本”分装两函共二十册,于1999年精印二百部,主要向海外发行。
总的来说,梅节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三次校勘整理《金瓶梅词话》,校正错误万余处,得《校读记》七千四百多条。这一事迹虽然不能称为大工程、大事业,但在商品经济席卷全球,文化事业日渐衰微的今天,他的这种精神确也难能可贵。
校勘过《金瓶梅词话》的人并不少,但由于用说书人口语写成,有大量简笔字、生造字、谐音字、错别字的《词话》底本实在讹误太甚,任何人的校勘想毕其功于一役是很难奏效的。看《重校本出版说明》:梅节把“全校本”中漏校误校之处一一举例,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众,这种自揭己短、不怕出丑的做法感染读者,让读者提高识别能力,参与校正行列,使错别字无处藏身。对引用前人的版本和研究成果,对帮助过校点的友人一一记录,不夺人之功,不掠人之美,这也是梅节校勘过程中的一贯作风。如“全校本”前言中,除了列举引用参考各种《金瓶梅》版本外,还提到了王修龄、许桂林、冯统一等五位专家学者的友情协助。“重校本”前言中又提到吸收刘本栋、戴鸿森、白维国等六位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三校定本”前言中,再增补了姚灵犀、魏子云等专家的大名,颇有惟恐遗漏之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