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成先生的《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一文（载《文学自由谈》2004年6期），怪论叠出,读后令人心生疑虑――如此千年“作秀”论,欲将中国文学史引向何方
毛先生在其大文的开头儿首先声明说 “我暂将‘作秀’看成褒义词”,但又在文章的结尾郑重写道 “作秀又毕竟是作秀,和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终归有本质区别。
然而且住 《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一文， 下简称《作秀史》 所列举的屈原等九位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秀”者,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家,把他们列为“作秀”的典型加以批判，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作秀史》对这九位中国古代作家的批判,可说无一不存在问题。因限于篇幅,在此仅对其中前三位加以讨论，以求正于毛先生。
其一，关于屈原。
毛文说 “发现屈原的那些既长又多的‘骚诗’有作秀之弊的不是我,而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他认为屈诗中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便是‘露才扬己’。”
错了。发现屈原“作秀”的固然不是毛先生，但也不是《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不信，可把刘勰的话引录来看：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班固）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文心雕龙・辨骚》）
刘勰的这段话，讲得再明白不过，说屈原“露才扬己”的是班固，不是刘勰；相反，刘勰不但不认可班固的话，而且批评他“鉴而弗精，玩而未核”。毛先生说刘勰发现屈原“作秀”，这是厚诬了古人了。
《作秀史》又说：“楚政昏暗，秦必灭之，而且秦统一全国是天大的好事，屈原不懂，……为楚之应亡哭出了那样悲悲切切的诗，而且颇讲求文采，实在是未必可敬。尤其是用投江那样的‘壮举’去玉成大文人的作秀，我看只能使历史为之唏嘘。”这段高论，真是石破天惊！“壮举”是带引号的，看来屈原的投江，是不值得肯定的，自然也属“作秀”之类。按照毛先生的意思，屈原实在是太愚蠢了。何止愚蠢，简直是可厌、可恶！你屈原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了天大好事的全国统一；你哭出来的那些诗，越是悲悲切切，越是讲求文采，就越是大不敬，就越是反动透顶；你还投江，来威胁历史潮流，玉成你“大文人”的令誉，这样的“作秀”，你屈原算是做到家了，把你作为“千年文人作秀史”的头一名，难道还不应该吗？
但是我这么一想，忽然又觉得毛先生的妙论像一剂“迷魂汤”，大有害人神经乱人思维之虞。记得有一个时期，有的人曾经说，岳飞算不得“民族英雄”，因为金国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新兴起的金国，攻打落后的南宋，是统一的大好事，因此岳飞抗金是不识时务，像里通外国的秦桧才像是个胸怀大局的历史功臣的样子！无独有偶，上述“高见”同毛先生的“屈原作秀”论，可谓“异曲同工”了。不过常识还是应当要的。我们不必引经据典来证明古往今来多少学者专家对屈原的伟大思想与人格的尊奉，也不必到汨罗江畔和神州大地去征求民心民意来证明屈原在百姓心中的崇高形象，我们只需拿一个文人的良知和起码的民族道德观念出来，便可以明白，把屈原的因忧愤而赋《离骚》说成是“卖弄自己才能，表现自己高明”的“作秀”，把屈原的投江殉国说成是为了“玉成”自己的大文人，因而“未必可敬”，是如何类似神志不清的“呓语”！历史上对屈原持有微词甚至加以否定的确有人在，但对于屈赋的价值一般还是肯定的。把屈原的作品统统认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为“作秀”而“哭出”来的“实在是未必可敬”的东西，这样的“屈原论”，毛先生可谓是亘古一人了。
其二，关于曹植。
对待曹植，毛先生的做法是“一棍子打死”，当然武器仍然是“作秀”。《作秀史》把曹植的致命伤锁定在两点：一，“曹植的诗文通身都是作秀”；二，曹植不懂国事政事而又想当政，所以“弄出的文也往往终居下位”。总之，曹植的诗文是“无可恭维”的。
曹氏父子三人，都是文学高手，这是历史的定评，无须多言。毛先生要为其排列名次，说植不如父操、兄丕，凭毛先生的胸次，自然有这个权利。但若说曹植一生都在“作秀”，却是犯了颠倒是非的大忌。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历史，认真读一读《后汉书》和《三国志》，便会悟出一个事实：在人格操行上真正“作秀”的不是曹植，而恰恰是其乃父乃兄。曹丕的夺取皇位，“七步”逼诗，作秀至酷，人所共知。其文章如《典论论文》，虽不乏至见与真情，却也是为他所处的位子说话的。而曹植的诗文是没有矫情的，完全是笃情之文。钟嵘对他的评价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灿溢今古，卓尔不群。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钟嵘：《诗品》）魏晋以降，迄于明清，对曹植诗文的评价，几乎是千余年来无异词。明代诗评家胡应麟说：“陈王才思宏富，骨气雄高，八斗之称，良非溢美。”（胡应麟：《诗薮・内篇》）清代沈德潜说：“苏李以后，陈思继起，父兄多才，渠尤独步，故应为一大宗。”（沈德潜：《古诗源・例言》）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上的文学大家，毛先生灵感到来，要为其翻案是可以的，但要拿出证据来。否则，仅凭“作秀”二字，便要把曹植的文学地位推翻，打入另册，是有点鲁莽从事了。
《作秀史》似乎把曹植是一个不懂国事政事的“纯文人”而又要想从政，看作是他的一个大污点，其诗文也就因此“终居下位”。曹植是否内心真有从政的欲望，难以推测，但若说“纯文人”就不该懂得国事政事，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歪曲。与曹植同属一个时代的诸葛亮，不就是在一个深山的茅屋里读书，却能“三顾频烦天下计”，而终于成为一个大政治家的吗？曹植若是就了曹丕的位子，谁敢说他就一定不如曹丕？以成败论英雄，以宿命说成败，是算不得真理的。更有甚者，说不能从政的“纯文人”，其作品“终居下位”，这等逻辑，也属无稽之谈。曹雪芹从政来吗？蒲松龄从政来吗？鲁迅从政来吗？不知在毛先生的“作秀史”中，将来又会把他们置于何地！
其三，关于李白。
毛先生好为古人排名次，提起李白，就确定了白居易第一，杜甫第二，李白居末。相信作为学者的毛先生，这样做自有见地。不过《作秀史》把李白有“官瘾”作为将其置于末位的理由，却是有失“知人论世”的气度。毛先生说：“李白若只是玩诗，别无他趣，也不失为风流雅士。但他的官瘾却偏偏很大，落到最终饿死于安徽当涂县的命运。作秀居然以此作为结局，我看这样的专业诗人还是以不当为好。”如此看来，只要玩诗，别无他趣，才是“风流雅士”，若一旦有了“官瘾”，他的诗品也就应该居于末位了。
需要说清楚，所谓“官瘾”，含义模糊。毛先生将它作为贬义，应当指的是攀荣附贵，不择手段，卖身求荣之类。但这些却与李白为风马牛。说李白想做官是不错的，但那是时代的风气，也是士大夫的抱负。唐代的所有文人，几乎没有不想做官的，朝廷的大小官员，也几乎都是文人出身。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这正是古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观与人生观。李白、杜甫、白居易，无一不是怀着这样的人生抱负，希望通过“科举”或名人的“荐举”走进仕途的。不过有的遂意，有的落魄罢了。李白属于落魄的一类。他的落魄，完全是由于他的率真的天性与不阿权贵的狷介造成的。《新唐书》说唐玄宗爱其才，本来要封他做官的，但由于高力士、杨贵妃等人的妒忌与阻挠，李白觉得失望，“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新唐书・李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一版，5763页）李白何尝有什么“官瘾”？凭他的才气，他在皇帝身边，只要稍做苟且，不难高官厚禄，他却自求回家，掉头不顾而去。倒是后来安禄山造反，唐玄宗逃往四川，正在国家危难之际，永王李?在南方起事，他又参与其中，想一展胸臆，为国效力，只是事与愿违，落了个系狱问罪的下场，几乎丢了性命。他的潦倒悲惨的结局，正是反映了他的奇崛磊落而又天真无邪的文人品格。他的诗品与他的人品是一致的，自然率真，不拘形迹。他的才华既不为世所用，只好放浪形骸，寄情山水，用自己的诗来抒发对自然与人生的感悟，留下了许多千载独步的瑰丽篇章。唐代文人范传正对他的评说，颇能道出他的人心和文心的真谛：“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李太白全集》上海书店1988年第一版，717页）这“耗壮心、遣余年”的悲壮而无奈的况味，难道是一个“玩”字了得吗？如果把李白的诗看成是“玩诗”，看成是“作秀”，那李白还能是李白吗？饮酒非为酣乐，乃为抒发忧愤；吟诗非为作秀，乃为自我慰藉。忧愤加慰藉，便是太白谪仙其外忧济其内的诗髓内涵。此中深意，毛先生不加深究，而竟以“玩诗”诬之，实在令人难以服膺。
毛先生给屈原、曹植、李白等古、近九位文学家制作的这顶“作秀”的大帽子，如果展开来看，难免给人一种感觉：批评古人、名人“作秀”，自己却恰恰犯有“作秀”之嫌。奇谈怪论，是“作秀”的手段，惊人之语，是“作秀”的亮点。然而历史的禀性是公正的。今人对待古人，可以怀疑，可以探究，但不可随意开涮，不可厚诬粉饰。否则不仅有损古人，也有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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