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是一本机智有趣的书。他的思考柔软灵活，加上富有弹性的语言，让人从一种清新的轻松感中审视哲学的意义。哲学是一种无用的智慧，是一种对抗世俗的表达方式。从“文革”过来的人对“哲学”二字不免心怀恐惧。哲学一旦成为权力者谋取话语霸权的工具，就会异化成为虚伪的面具。其
哲学说到底就是一个圈套，潜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使你对当下的生活方式产生疑问甚至叛逆心理。哲学催动着人们不断地进行价值考量和意义诘问，这是一种广布痛苦的事业。哲学唤醒了沉睡的心灵，也破坏了世俗的欢乐，它搅黄了多少庸碌的计划，驱散了多少起哄的人群，又戳穿了多少见风使舵、察言观色者的谎言！苏格拉底之所以不停地对青年进行劝导，不停地向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精神突围的每一种可能性。面对愚众，苏格拉底平静从容，在这里，哲学家的独立性已经远远高于肤浅的民主和法律。与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观念作对，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在时代的局限之内，众人的错误是不可征服的。哲学家走得太远了，失欢于众、获罪于邦是必然的。没有人能够给苏格拉底以慰藉，除了哲学。
面对众人的吵闹，哲人无语而笑。冒犯庸人的规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是被长久的生活积累所造成的一种固执。要想维持固有的生活模式，就必须要集体同单个的怀疑者战斗，迅速将不安分的声音扼杀在萌动状态。这是一种自觉的暴力，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动员。坦然赴死的哲人拒绝接受时代的贿赂、拉拢，因为批判现实已经内化为一种气质，对于一个洞察世事的心灵而言，随波逐流是不能容忍的，相对于人类的不幸，个人的灾难又算得了什么。而大多数人却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清楚保持孤立于庸众之中意味着什么，而且更清楚自己根本就无法完成这份孤独。德波顿说：“我们抑制自己的怀疑而随大流，因为我们不能想象自己竟然是发现至今不为人知的、艰难的真理的先驱。”平庸是人的本性。抗拒平庸是一种人生冒险，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经历痛苦煎熬。殊不知，用成本计算和投机取巧所获取的幸福是低层次的、浅薄的。掩饰矛盾、躲避艰险、逃脱苦难是偷生者的基本技巧，他们总有办法把自己保全在乌托邦之外，所以，也永远不会遭遇思想者所面临的终极困境。哲学对功利世界的控制不是立竿见影的，心灵秩序的演进异常缓慢，它对权力和欲望态度漠然。哲学的力量在于它在排除什么东西，这种冲动存在于每一个思想者身上，是形成强大信仰和精神个性的基础。
哲学的训练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世俗偏见和市侩习性会把一个人雕刻成一个模式化的小人，而哲学则阻挡了这道工序的进展。哲学里面所潜伏的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巨大的逻辑能量会在内心中转化为理解生活世界的一种激情。哲学对人的帮助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在绵延不断的生活过程中培养一种警觉，一种敏感，一种健康的理性。哲学家与庸人的根本差别不是理论标签或语言花样，而是气质上的，脾性上的。德波顿用生动的语言来描述苏格拉底对众人的招惹和冒犯：“许多人都被他提出的问题搅得发狂。”经不住哲人提问的不是眼前的生活世界，而是人们对人生问题和生活真相的暧昧态度。哲人所揪住不放的是自由、爱、死亡等终极性问题，而庸人所纠缠的则是并不决定生活本质的细枝末节。哲学源于惊异与好奇，庸人则以这份惊异和好奇为笑料，极尽嘲讽之能事，从而错过了意义生成的各种契机。在庸人眼里，哲学是一种笑料或怪癖，哲学家则被认定是“怪诞的恶人”。庸人们常常会生发出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哲学家的狼狈状态：“他终日沉醉于重要的思想之中，没有时间梳洗和做家务，因此衣衫总是散发着恶臭，家里脏得到处都是虫子。”哲人的苦修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超越。他们是灵魂事件的制造者，而无意在生活事件上耗费过多精力和心思。哲人对平庸的审判是内在的，渗透在每一个思想章节中，而庸人对思想者的刁难则浮在生活表层，他们有足够的耐性对哲学进行丝丝毫毫地磨损。面对这种紧张和危机，哲学只能退到喧嚣之外，隐到事物内部。哲学总是让人迟疑、忧郁和孤独，因为哲学家是多数意见的敌人，在众人的诘问面前，他保持着充分的清醒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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