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总总的新课标教材
几年前，“国家级教材出版”（指中小学统编教材出版，下同）对于地方出版社来说，几乎是一个渴望
不可及的领域。自从新一轮课改开始以来，随着“国家级教材出版”政策的逐步放开，“国家级教材出版”不再是少数几家专业出版社的专利后，上百家乃至几百家地方出版社都跃跃欲试，希望在这个领域里做一些尝试。几年下来，凡是投入开发“国家级教材出版”的每一个参与者都经历了组班子、编写制作、立项、送审、推广，等等，一场场比国内“顶尖”考试还激烈的竞争大战，品尝了“国家级教材出版”的严肃、重大和艰辛。而这一场场的竞争也是对地方出版社的出版方向、经济实力、经营能力、智慧和策略等综合因素的严峻考验。作为参与者，在目睹和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后，对几经拼杀争取到手的“立项审查通过批复”、“教材审查通过批复”、“上××省教材目录”……文件，更多的已经不再是激动和兴奋了，而是忧虑、困惑和反思。
困惑之一：地方出版社是否有足够实力参与“国家级教材出版”的开发？
“国家级教材”代表着国家的意志，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的综合反映和体现，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业。一套教科书和课程理念关系国家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在这一轮课程改革中，教材的审批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也鼓励有能力的出版社参加“国家级教材出版”的竞争，其目的就是促进教材的多样化，由此产生一批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教材，使其更能适应我国土地辽阔、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极大的各个地区使用。但是，编写一套教材，尤其是一套好的教材，首先需要一个高水平的写作班子和一套规范的编写制作程序。教材的编写制作的程序与一般图书的编写制作的程序有很大的区别，它不仅要具有一般图书的编、印、发功能，而且还应具有调研、考察、培训、实验、分析、类比等，即科研含量较高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对于地方出版社来说，几乎都是零起点，加上我国较成熟的教材编写班子屈指可数。因此，地方出版社参与“国家级教材出版”开发的难度要比部属的专业出版社的难度大上好几倍。
既然“国家级教材出版”的开发对于地方出版社来说是一项高难度、大投资、缓见效的系统工程，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地方出版社参与“国家级教材出版”的竞争，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难道说，地方出版社参与“国家级教材出版”的竞争是为了高额的教材利润回报？或者对教材的开发真的“不知水深，愣是往里跳，花钱打水漂”吗？其实不然，不少地方出版社的教材利润与教材投资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也打破了不少出版社原有的出版经营模式，尤其是以开发教育读物为主要产品的出版社。不少出版社在“一纲一本”的年代里过着相当优越的生活，但到了“一纲多本”的时代，原有的教育读物不仅失去了“蓝本”也失去了读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经济开始严重的滑坡。这个几年前就已经预见的后果正在显现。因此，为了今后的发展和生存，也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不少地方出版社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参与了“国家级教材出版”的竞争。经过几年的“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足够的实力，业绩不佳，在教材的多样化的过程中只充当了绿叶的作用。
困惑之二：地方出版社的“国家级教材”难以推向全国
到目前为止，除少数几家地方出版社外，多数地方出版社通过的只有一套教材。按国家关于选用教材的规定：“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教材选用工作。……教材选用委员会选用的结果应予以公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使用量不得超过该科教材在本地使用量的60%”。但是，从我国建国以来，教材的使用是指令性的，大部分教材的使用者只是被动式地使用一种教材，对于地方出版社开发出来的教材，无论质量和水平如何，都因为单品种不能在整体推广和宣传上造势，因此，在选用者的心里，地方出版社开发的教材仍然是地方教材，不宜在其他地区使用。另外，国家对教材的选用政策在许多省（市）的贯彻和实施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了一些偏差，使得地方出版社开发的教材无法推向全国。
每当春节一过，不少出版社玩命似的背着教材奔波到各省去参加教材选用推广会，会上会下竞争的激烈程度达到了白热化，实验区几乎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如果不知道或违反了其中一些暗箱操作的游戏规则，即使教材被教材委员会选为前三名，也会被踢出局，所以，大多数地方出版社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因此，地方出版社开发出的教材的主要根基只能在本地区。也就是说，地方出版社开发出一套教材的占有率充其量也是本地区该科教材的60%。
困惑之三：地方出版社还能否将“国家级教材出版”进行到底？
教师培训是实现教材价值转换的关键阶段，如何将教材的理念和知识传授给学生，需要通过广大的教师去实施。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教育理念的更新，新到让很多教师无法理解和接受；课堂结构、教学方法的变革使多年从事教育教师不能用传统的习惯去思考，照常规的方法去实践。要想使教师在观念上和教学方法上得到转变，除了进行常规的通识培训和学科培训以外，更多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进行售后服务工作――组织专家下一线进行回访和指导，及时地了解实验区在教材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教师教学出现的问题，使得教学与科研互动，提升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一位实验区的负责人曾经对出版社发行人员说过，一套教材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得到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认可和欢迎，最关键的是教材本身的质量要好，再配上优质的售后服务，而暗箱操作的行为只能使教材变成短、平、快的产品，实际上也就是失去了教材的真正价值。每一个出版人都粗略地匡算过，结论基本一致：教材的后期市场推广、培训费用和人员的投入比前期的编写投入要大得多的多。对于大多数地方出版社来说，一方面是生存发生危机，需要另辟蹊径，而另一方面是工作机制全新，需要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的投资，教材的限价和占有率不高，回报只是一个未知数。利弊权衡之下，地方出版社是否能将“国家级教材出版”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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