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近照
在商品经济时代，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在沙化时期，有鹦鹉
在沙化时期，写作和出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时期只能是卖，是大肆叫卖，直到“卖掉一切”。我们不可能有第二种结局。有什么样的写作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反过来也是一样。出版和写作都是被消费所决定的，被环境所决定的。整个世界的商品化、物质主义，只会导致精神和伦理上的无底线。
所以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或艺术家会惊讶地发现：他如此生存，简直是在与整个世界对立。这种感受很正常。问题是这个发现之后是否恐慌。人处于第三世界就会有格外的恐慌。他突然发现了这么冷酷的一个事实：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有一点和整个世界发生对立的那种感觉。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遍，终于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惊怵。
现在的写作已不再是一些专门家的事情，而是越来越社会化、生活化，这当然很好。“作家”如今更多地被赋予职业的意义，它标明的仅仅是一个职业而已。只要是写了一点作品、或者有这个努力和爱好的，都被他视和自视为“作家”。与其他行当和职业不同，如从来没有把股长或科长说成是政治家，也没有把一个在部队干的人叫成军事家。作家在职业的意义上被如此轻浮地界定，事出有因。所以现在，商人、政客、主持人、艺人、道德家，无论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因为自己的理由去写作，并产生卖点，成为“名作家”。从商品社会里看，这很正常。美国一个杀人犯，出来后把杀人的过程写出来，畅销并已致富。原来此刻一切都是为了卖，能卖即是成功。
所以，正因为如此，有一些人在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公然地宣称自己是美和善的敌人。比如美国的一个歌手，一登台就侮辱自己的母亲，诅咒自己的亲人，反而不可思议地博得了满堂彩。中国也有类似者。一些日思夜想走红的人，一上来就骂自己的母亲，不惜使用最下流的语言。不仅骂自己的母亲，还骂自己的兄妹、骂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我们从生存伦理上本能地知道，人的最后底线就是―――母亲。
诅咒爱情，诅咒道德，践踏一切维持我们人类生存下去的那些东西，以求得自己不光彩的生存。那个美国歌手，他到了哪里都博得满堂彩，好多年轻人跟着起哄，后来终于惹起了众怒，被一个强力人物制止了。可是在中国，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公然站出或有力地指斥。没有怒不可遏，甚至没有了惊愕和愤怒。我们没有自己青筋暴跳的批评家，至少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批评家得到大面积的响应。好像那种暴怒和批评才是多余的，可笑的，好像重大问题更不必发言，因为越来越专业化了，每个人只需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只需要随时准备出卖即可。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人连这种最基本的第一反应都没有，还会有真正的希望吗？的确，一部分时刻追赶时髦的所谓的先锋，已经先自背叛了。连中国的道德家也转向了。中国现在的文学界已经没有了道德家，没有了顽强的保守主义。然而作为一个道德的宣讲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他们，一个时期的精神背景就有问题，这个滋生思想和艺术的文化土壤就会有问题。我们现在呢？先锋们背叛了，道德家转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浑然状态。
从此理想主义者开始了自嘲。因为他不可能、也无力进行长期的坚持。与这些相对应的是流氓文人的自得，是充斥一切角落的性和暴力。伴随这些的，偶有故做斯文和矜持的叫好者，还有总不缺席的忘情吹捧者。流氓文人的自得，再加上吃精神垃圾长成的一拨轻浮浪子，他们纽合一起，竟使一些不道德的出版者大喜过望。他们从来没有禁忌，抓到篮子里就是菜。他们绝不怕下流，不怕惊愕，能卖就是一切。
所以，当精神和思想被出卖的时候，当它们在极力使自己成为卖方市场的时候，也就不能奢谈精神了。当中国作家像今天这样直言不讳地嘲笑理想和意义的时候，当那些不久前还在极力追求体面的所谓知识分子、艺术家，躲在“大众”这块幕布后面干尽无耻之事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只好背离他们，远离再远离，以至于成为踽踽独行者。
不仅是出版，打开电视，看看所谓的生活娱乐频道，一些网站，所有最庸俗、最不堪入目的那些东西，收视率和点击率都非常高。人们一朝发现并大肆倡扬动物性，把商业运作和精神价值完全混淆。畅销等于一切。我们看不到严厉的权威，看不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那儿青筋毕露地呼喊。相反，一部分批评家和作家出版者，与这样的环境合作良好，完成了一次卑鄙的合谋。
既然走进了如此悲观消极的黄昏，就不可避免地期待起黎明的曙色。于是这里发现了一种从昏暗的背景中凸出的文学。整个混浊的部分是背景，垂在那儿像一道沉重的幕布。如果这个时期还有什么正在与这道幕布分离出来，那么就是一小部分文学―――当然还有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是商品时代的敌人。但商品时代作为一个大背景，又是文学的母体和悲凉的恩师。正是因为它，一种物质和欲望筑成的不可穿凿的壁垒，才使精神和文学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一次彻底的决绝。
从文学和精神的历史上看，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都是尽可能地把一个时期芜杂的精神现象作为背景意义来对待，而不是急欲化进这一背景、融进这一背景。中国世俗文化中有一个“藏”的智慧，是极易被等而下之地运用的。其实最大的“藏”是文化上的“藏”，即是化入这个非常芜杂的精神和现实的背景里，让自己构成这个背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问题正好相反，是作为一个知识者，怎样鼓足勇气从这个背景里走出来，走得遥远，跟背景拉开一个尽可能长远的距离。
作家和思想者―――这里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个体，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面的个人。
身后是空前的喧哗，跳跃和劲舞，翻滚折腾，嘶嚎，伴以整个时代的乐队。背景越大，舞台越开阔，越是预示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偌大的一个背景下，凸显出一种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存在，这就是个性的力量。因为他们一定不是思想和艺术的平均数，也不是一个时期的最大公约数，更不会是夹在芜杂里的和声，而仅仅是自由和执著的自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多么阔大的背景就有多么阔大的精神，有多么厚实的背景就有多么厚实的思想。我们在真正悲观的土壤上生长出真正的乐观，并为自己拥有如此斑驳丰富的背景而庆幸。
极度的浮躁，泥沙俱下，空前的媚俗，这一切都是激活思想和创造的条件。一旦失去了这种条件，苍白的季节就会到来。真正的创造也许需要互相刺激，包括彼此欣赏和厌恶、拒绝，甚至是极大的痛苦和藐视，还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这些都不怕，这些都是催生的菌母。
然而，一个时期真正的精神危机却是心灵上的慌乱和庸俗的喜乐，那样的结果只能是正在发生的悲剧：太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进那个“背景”，唯恐被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所抛弃。
怎样综合和吸纳这个时期的所有经验和经历，在营养丰富的腐殖土中茁壮成长，这才是时代的课题。
九百年前苏轼说过一句话：“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聪明的玩泡者其实也是最愚蠢的人。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个读者能够阅读这样的书。这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盗铃。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种商业时代的乐观主义。（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