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见到一些没有读过什么书却有些聪明的人，但是凡是有大智慧的人大多都是爱书之人、爱读书之人。新近读了《王蒙读书》，发现了一个小说家之外的王蒙：“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是一个阅尽人生沧桑、豁达开明的练达之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是一个年近古稀却始终保持激扬精神的有志之人
王蒙无疑是智者。读《王蒙读书》，我们会发现，王蒙对作为文坛后辈的青年作家始终是关心的、爱护的，对于青年人的困难他始终是古道热肠、热情帮助的，而对于青年人取得的成绩，他总是欢欣鼓舞、倾力推荐。对于一些青年作家的写作风格、叙事手法、写作题材，王蒙不见得认同，但是他认为世界是多元化的，不能强求一律，正如他在《名士风流以后》这篇文章中所言，“许多年以前我就写文章主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可以的或可以允许的，而‘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是要不得的，‘党同’是难免的，而‘伐异’有时候是愚蠢的与走向反面的。……人各有志，人各有境，应该允许百花齐放与多元互补。”事实上，早在千年以前苏轼就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个体的人何尝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个侧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别人，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看到别人与自己的不同时，就不应该“党同伐异”，而是应该像王蒙那样“求同存异”。反面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大概要数没有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了。当这位《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在苏联文坛炙手可热、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还默默无闻后来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索尔尼伦琴曾写信给他，寻求帮助。大作家肖洛霍夫对这位与自己写作风格不同的后学者置之不理，后来有传言说肖氏《静静的顿河》为抄袭之作，索尔尼伦琴就是抄袭说的坚决支持者。由此可见，王蒙的“党同”而不“伐异”、“存异”而“求同”的确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王蒙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而今已年逾古稀。但是，读王蒙的书，你会发现到处洋溢着激情与青春，如王蒙在评价张洁的小说《无字》时说，“即使你再挑上一车两车毛病，你无法否认这部书的不凡与独特，这部书的力量、这部书的值得一读的价值。它像火一样的灼烫，像冰一样的冷麻，像刀一样的尖刻，像蛇一样的纠缠。它孤注一掷，落地有声。……它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通体透明、惊世骇俗、傻气四溢的书。是一部按也按不住，补也补不齐，捂也捂不严，磨也磨不圆的精灵。置放在那里它又蹦又闹又哭又叫，你拿它没有办法。”读这些文字，使人感到纸上的文字仿佛有了生命，它们跳跃着、舞动着、歌唱着，处处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实际上，王蒙也是个年龄虽长却精神不老的人。他勤于笔耕、终生不辍，1953年，19岁的他写出《青春万岁》，第二年又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2003年，70岁的他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畅销书《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2004年，小说《青狐》又散着墨香走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万千读者的手中。对于作家，人们往往误以为他们的优秀作品产生于青年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就会才思枯竭。而事实是许多作家由于年轻时代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名利接踵而来，可青年时代的创作激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好的作品再也难觅踪影。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对人生的感悟越来越深刻，对社会的了解也越来越全面，应该说，年龄、阅历、感悟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财富，如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创作不但没有停滞，相反，一部又一部的杰作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从他的笔端汩汩而出。真正阻碍作家前进的不是年龄，而是作家的心态和创作的激情，列夫・托尔斯泰和王蒙的经历无疑证实了这一点。
王蒙读李商隐诗，写了一篇《雨在义山》，读后颇为惊喜。王蒙从“雨”入手，指出“雨”是义山诗的一个明显特征。同样写雨，义山笔下的“雨”不同于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喜悦，也不同于韩愈笔下“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赏心悦目，义山的雨多是“细雨”、“冷雨”、“暮雨”，这些雨承载着诗人的漂泊和乡愁，阻隔和迷离，还有诗人的忧伤。王蒙认为一句“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雨中愁”道尽了李义山的雨中忧愁。他认为，义山诗的“愁”与“忧”虽然有些颓唐，但却是一种美的表达和感悟，可以说是情深义重。而所有的一切皆源自诗人的身世和软弱的性格。读完《雨在义山》，深深地感到把握了李义山诗中的“雨”，也就把握了诗人本人。其他诸篇文章，如《“抄检大观园”评说》、《不能没有童话》、《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等等，都使人同王蒙先生一道感悟到读书之趣、读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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