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标本兼治严打“伪书”
阶段性的胜利
2005年2月24日由中宣部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中国出版工
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指出，含有虚假宣传信息图书的出版，既欺骗了读者，也破坏了出版市场秩序。2.24会议的召开，显示了行政监管力量在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方面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倡议书，则使精神文明产品生产者的自觉的道德诉求，与切实有效的行政干预手段形成了有力的互补。
我们注意到，这次专项检查针对的所谓“伪书”，在《紧急通知》中被明确限定为“含有虚假宣传信息的图书”，这一定义既明晰又模糊、既准确又空泛。如果“宣传信息”专指图书封面封底（含勒口中、护封、封套、书脊）所刊登的书名、说明文字、推荐语、评语等，它是准确的，但同时又是被限定了范围的――我们知道图书本身就是信息的载体，那么图书的内容算不算“宣传信息”？如果内容也归为“宣传信息”的话，那么这个定义则又显得空泛和缺乏可操作性，很明显它还需要辅助性说明性的法规依据，甚至是更加复杂的核查评判系统（标准、程序、有效执行的组织等）。
针对当下图书市场上出现的“伪书”出版歪风，《紧急通知》在短时期内显然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它虽然能够使“伪书”的出版单位以及责任人在“事发”后受到惩戒，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伪书”的再生产，这是一次及时的“救火”行动，而不是“防火”演习。因此可以说，2.24会议是一次阶段性的重要会议，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我们已经对“伪书”出现以及蔓延的根源作过剖析，可以预见的是，在2.24会议之后，“伪书”依然不会绝迹，它们还会以升级、变异版等种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
完善法制建设 提倡诚实守信
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期，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也同时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真是一个怪异的名词，它是从不完善向完善过渡的过程，并且只能是现在进行时。相比较于前一个阶段（不完善期），它是先进的；而相对于后一阶段（完善期），它又是落后的。社会价值观不断形成又快速断裂，节奏变化如此之快，纷繁芜杂的各色社会形态共存，也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伪书”的出现，大的时空背景是社会转型，小的范围则依附于出版行业转轨过程。
像我国其他大部分行业一样，图书出版行业也需要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不断摸索并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市场秩序――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秩序。
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建立，既依赖于内在的竞争规则，又离不开国家和法律等外部力量的调控干预。在市场内在竞争秩序中，所有的市场行为者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彼此间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这是市场本身的局限性之一。比如一些“伪书”的出版，即客观侵犯了相应正版图书出版者的利益，而正版图书出版者根本无法直接对其约束。市场本身的局限性还表现在经济垄断客观存在，比如假冒知名作者出版伪作，便是信息资源占有的严重不对称造成的――出版者完全掌握图书以及著作者信息来源，读者则根本无从了解。要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利益，就要纠正市场本身局限性所产生的偏差，确认市场活动自发形成的规则，固定并确立为法制法规，保障所有经济个体自由平等，并约束使之公平竞争。
也与其他大部分行业一样，把强化行政管理同强化法律规范结合起来，打击“伪书”，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总署领导指出，“伪书”欺骗读者的问题，其实质就是出版诚信丧失的问题。市场经济既然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形式，因此必定有其特定的社会道德基础。市场秩序的建立同样应当包括道德秩序，这一秩序的基础就是诚信原则，然后在此基础上在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上对市场竞争提供精神支持。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在这方面的引导、监督作用尤其明显。
只有结合各种力量，抵制“伪书”出版，方能维护图书出版市场的正常秩序，维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维护中国出版界的声誉。
声音
“这是欺诈！是奸商的行为！”
“文化产品造假是最大的腐败！要严罚铁律、决不姑息！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邬书林
“反映出部分出版社缺乏自信、缺乏耐心、缺乏责任心、缺乏创新能力，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这是自毁长城的行为！”――中宣部出版局 郭义强
“出版界同仁表示严厉的谴责。”――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制止虚假图书，提倡诚实守信，多出精品的倡议书》
“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彻底刹住这股歪风。”――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司长 吴尚之
“事情终于有一个结果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 王磊
“只有管理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健全法律制度，才能使目前的情况得到改善。” ――中信出版社社长王斌
“这类书将不再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我们有理由怀疑香港凤凰出版集团在转授《执行力》版权过程中提供了该书作者和宣传用语的虚假信息。――长安出版社
画像
“伪书”演迁白描
“伪书”始于何时，自有史家考究。本文所述，非指传统意义上学者、藏书家所言“孤本”、“珍本”赝品，实为近数十年来与公众生活较为接近的“现代伪书”。
一、偷梁换柱
大众读物市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90年代初期，是属于新派武侠小说“金梁古温”四大家的辉煌时代。曾经遍布城乡大街小巷的形形色色的租书店，是这个辉煌时代的特殊标志物。金庸作品的一版再版，既使得武侠小说从此获得社会的正视，佩戴起“通俗文学”的接纳性称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租书店这一特殊标志物的生存环境受到限制。而在另一方面，金庸个人及其作品的巨大成功也客观压制了武侠小说再出发的生机，许多读者心目中往往只认金庸，出版商因此只出金庸，其他大部分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及其作品则被屏蔽。有限的资源即使被过度又过度开发，也依然无法满足全社会范围内日益膨胀的侠客梦，这个时候，一种怪诞的替代性产品出现了……
许多30岁左右的人至今依然能够清晰回忆起自己初看“全庸著”小说时的恍惚与迷惑，以及搞清被愚弄之后的气急反笑。在他们的脑海里，其实不仅有“全庸”，还有“全康”、“金康”、“金唐”等等名目。当这些“加减法”被识破之后，更高妙的“连词”技法应运而生：“金庸巨著”，四字连成一线，根本不容你分辨是“金庸――巨著”还是“金庸巨――著”，“金庸新著”、“金庸力作”自然也在此列。这种滑稽的出版状况，在“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防伪秘诀出笼后很长时间仍然得以延续。
以此相照，对应着古龙的有“古尤”、“吉龙”、“古犬”等，因为辞世较早，“古龙遗著”的“遗”字甚至成了他的“专利”字眼；梁羽生除“梁诩生”外，尚被偷“梁”换“粱”为“粱羽生”；温瑞安则大抵不是被“揣”就是被“踹”甚至被“端”，益发悲惨得紧……
这些操弄文字的男人显然不比文字中的女子，非但得不到“增一分则太肥，减一分则太瘦”的赞誉，还需时不常遭受“人身攻击”，不是被打“当头一棒”（古――吉），就是得“两肋插刀”（梁――粱），金庸还好些，免掉了“小鞋儿”（金――全）一双。
这类“伪书”多已成旧事，今日提起，只增笑尔。
二、超级克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仗剑走天涯的英雄侠客渐行渐远之后，公众精神世界里面的英雄变成了各领域各行业的“名人”。公众对于名人的热衷，反映了他们对于“成功”的渴望，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价值取向。他们希望通过对典型个案的快速阅读，找到可以克隆的速成法则。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成功克隆的范本，但是却能不断听到名人本人被“克隆”的消息，在图书市场上，这种“克隆”显得集中而突出。
克林顿克兄，美国前总统，克隆没商量！谁让他名字里带“克”呢。正版《回忆录》还没翻译完工呢，伪版《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已然上市了。
莫以为不法书商会跟自家人客气，国内被冒名出版伪作的知名人士，屈指一数便是一长溜儿。
叶永烈在出版《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之后，便被“克隆”出版了《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邓小平与毛泽东》、《林彪与毛泽东》系列领袖传记作品；冯骥才也向媒体表示，一部名为《白宫幕后》的图书实是盗用他姓名的非法出版物；海岩整理出一份署名为自己的不完全伪作名单，迄今已有17种之多……而《一路欢歌》一书，作者克隆王小丫，出版社克隆长江文艺出版社，责编则克隆出版界“金牌搭档”金丽红和黎波，实在是一本“克隆版伪书”的集大成者。
这类“伪书”貌似头面狰狞，实则色厉内荏，只要当事人站出来加以指认，多数原形毕露，惶惶如丧家之犬夹起尾巴开溜。但是如果当事人已然作古，则又另当别论。君不见托名卡耐基的著作数不胜数，而那位哈伯特――《致加西亚的一封信》作者，自从给据说谁都不知道在哪里的传奇人物加西亚写完一封信后，就再也没有消停过，穷其余生笔耕不辍，左一封信右一封信，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邮政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似是而非
陈佩斯在小品《警察与小偷》中，因为穿上了警服，摇身一变俨然成为正义和社会秩序的代言人；同样是陈佩斯，在小品《主角与配角》中，尽管换上了正面人物的服装，却在逐渐回归角色感觉中说出了属于自己的台词：“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儿……”由此可见，要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惟服装论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要判断一名出版人是否称职，惟体制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超级克隆”版“伪书”终归属于非法出版物，尽管作者个个大名鼎鼎，但是真正的创作者究竟是谁，我们无从知晓，这些伪劣产品的生产者是“暗夜的舞者”，见不得光。正规出版、印装以及发行单位都不会涉足这类“伪书”出版，所以其硬件质量得不到保障，公众识别相对容易。请注意，我说的是“单位”不去涉足，而没有说“人”，出版社的在编人员（即体制内的出版人或者说穿有“制服”的出版人）难道就不为非法经营所得暴利动心吗？当然不是，但是因为有“制服”的限制，他们行事就需要更加高明和巧妙。
今年1月份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出现了两种署名周国平的新书，《纯粹的智慧》与《读禅有感悟》，散文家周国平得知后很是奇怪，自己从未动笔，何来两部新作？后经查问得知，两书确为“周国平”所著，但此“周国平”非彼散文家“周国平”，《读禅有感悟》之“周国平”是湖南省某乡同名同姓的一位农民！此类作者还有：写作《不想上床》的东北27岁年轻人“王朔”（作家王朔系北京人）、出版《赢在执行》的河南郑州的“余世维”（著名经理人余世维系台湾人）等等。
你叫“周国平”，我也叫“周国平”―――有身份证为证；你“王朔”写得，我“王朔”就写不得？既合逻辑又不违法，看你能奈我何？
这些图书都是出版社按照合法出版程序正规出版的，可是它们是真货吗？恐怕又不完全是。你看，就是这么似是而非。
四、无中生有
作为一部纯粹的电脑动画特技电影，《最终幻想》动用了167个图形工作站和20多个服务器日以继夜地工作，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200多名图形艺术家和30多个程序设计师参与了制作工作，总耗资达到1.15亿美元。
为了几个虚拟的人物形象，这么兴师动众，比起我们的“伪书”生产者的“大变活人”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没有枪，没有炮，我们给你造。”“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管理学哲学博士”保罗・托马斯、“职业演说家、毕业于西点军校”的费拉尔・凯普手拉手唱着改编版《游击队之歌》，为我们奉上了《执行力》系列与《没有任何借口》，可是，如你所知，保罗・托马斯与费拉尔・凯普二先生根本就是虚构的！“伪书”生产者捏造他们可不费吹灰之力。
《挪威的森林》不是火吗，村上春树不是热吗，再给你来一位“村上春树情人”―――福原爱姬，出一本《挪威没有森林》，但是这位福原爱姬究竟是何许人呢？答案也是：查无此人。
以上就是“无中生有”版“伪书”，品种过多，本文不一一列举。
此外还有“借鸡生蛋”版“伪书”：
斯宾塞・约翰逊同志是美国人，为了帮助中国的图书出版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继《谁动了我的奶酪》之后，又于2003年1月推出了《一分钟的你自己》与《珍贵的礼物》，这是什么精神？先别忙着赞美，因为这两本书后经查实，也是“伪书”。斯宾塞・约翰逊确有其人，《一分钟的你自己》也确有其书，只不过更准确的名称应为“One Minute For Yourself―――给你自己一分钟”而非“One Minute Yourself”，出版者“借鸡生蛋”，套用他人书名，却给出完全不同的内容，真是叫人防不胜防。
“现代伪书”凡此种种，数不胜数，文中所述，十不及一，敬请读者明察。
链接
“打伪”第一冲击波
2003年4月，《此王朔非彼王朔》，北京青年报等2004年6月，《湖南王跃文遭遇河北王跃文》，北京娱乐信报等2004年11月，《池莉称伪书出版触目惊心》，新京报2005年2月，《周国平新年有烦事同时出现两本盗版“新书”》，江南时报等
对假冒知名作家出版伪作的系列持续报道，既为个体受害人伸张正义，又使广大读者知情权得到保障；既打击了不正之风，又维护了社会公正。
“打伪”第二冲击波
2004年7月21日，《假作者假推荐假排行假授权“畅销书”盛装蒙骗读者》、《弄虚作假！还畅销！谁来管？》，中华读书报
报道调查翔实，措词尖锐，第一次将矛头指向了假冒外版书出版歪风，在出版界引发强烈反应，有人惊呼出版“潜规则”被揭！
2004年12月1日，《“伪书”猛于虎》，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2日《北京图书订货会找疑点书》，中华读书报
连续性的专题报道既代表了媒体的立场，也表明了一种决心。
“打伪”第三冲击波
2004年10月31，正版《没有任何借口》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正版新书发布会，同时也是出版社对“伪书”说不的宣战檄文。由于“伪书”《没有任何借口》拥有的超大发行量以及由此带来的知名度，一些社会读者开始对“伪书”现象进行关注。
“打伪”第四冲击波
2005年1月19日，“2004’管理类假书龙虎榜”面世，北京锡恩企业咨询顾问公司
民营企业参与到“伪书”调查之中。央视等强势媒体参与报道，“伪书”成为社会性的关注焦点。
“打伪”第五冲击波
2005年2月24日，“坚决制止虚假图书，营造诚信出版环境”座谈会，中宣部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单位
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明确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决不姑息，彻底刹住这股歪风。“伪书”再无藏身之所，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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