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日，是共和国的55周年生日。那天下午，看完电视《世纪大阅兵》和《历史的见证人》，走进斗室书房，整理书籍。在书柜下层的角落，一个红绸包裹，引起了我的注意。掸掉灰尘，解开绸布，我惊呆了。
那是我的11本日记。一个共和国同龄人，1964年至1978年14年间的200多万字的完整日记。
老化
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学习雷锋、参加国庆游行、援越抗美、下乡劳动、与时传祥掏粪、声援古巴、庆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苏论战、校园生活、乡村务农……
十年动乱的文革时代。批判三家村、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上街造反、办红卫兵战报、参加八・一八接见、西北大串联、接待外地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步行串联、安源抄家、复课闹革命、下乡陕北延安、黄土地生活、知青表彰会、修筑眉七铁路、三线军工厂生活、山沟传达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宣讲团、警戒刑场、目睹周总理灵车、初恋、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曲折回北京。
拨乱反正的改革时代。等待分配、走进电子工业行业、真理的辩论、抓阄自行车、第一次涨工资领奖金、关于猫论、内部电影、成家立业、错失高考、改革曙光。
岁月如歌，岁月如诗，岁月如河。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快速倒过。这是一部15年的社会历史记录片，这是一个同龄人15年的成长史。这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共和国第二代年轻群体与祖国共同的命运。
一位诗人说过“一切过去的，都将成为美好的回忆”，确实如此。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这些日记不光对我，而且对社会都有重要的价值。他的价值在于历史的真实。如果把他稍加整理，编辑出书，难道不是历史的脚注吗？
其实，日记体文学一直被作家们使用着。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通过一个德国人的真实记录，揭露了6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所带给中国人民的惨痛场景。几年前，因绝症而不久于人世的陆幼青也写了一本《死亡日记》，把自己对于死亡的体验记录下来，以这种方式作为对自己的人生最后的纪念，也给活着的人以有益的启示。
每隔一些日子，书市的书架上就会摆出新上市的日记体书籍。这一段时间，就出了不少这样的书籍―――《护士日记》、《机关日记》、《保姆日记》、《市长日记》、《马燕日记》、《少妇日记》、《大英博物馆日记》、《红色少女日记》。
《红色少女日记》的主人叫张新蚕，时年14岁，是吉林省四平市一个干部家庭的孩子。从14岁到18岁，也就是从1966年到1971年的五年间，她记下了相对完整的日记，并保存至今，公开出版。引起不小的关注。
北大的张颐武教授等人在本书序言中，大力推崇其“真实”，甚至把它和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的日记相提并论。然而，这种“真实”仅仅是对一个巨大的虚妄所做的简单而片面的记录。一个特殊时代的自我表白令人难辨真伪―――你不能仅仅因为某些话出自说话人的真心，就断言他的言辞合乎事实。正如日后人们所了解的，当整个社会都被无数谎言所严密包裹，当政治的力量以纯洁道德的名义，深入到个人最隐秘的角落，真实的自我将再无容身之地。
我的日记作为“那个时代”存留下来的一个文本，自有一种认知的价值。倘若出版，同时将它与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韦君宜的《思痛录》以及《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等放在一起参读，阅读的感受当能更为全面，而且更切近历史的真实。
自然，我的日记与大师们的作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点自知之明，是不言而喻的。前几天，我对女儿讲了此事和感受。她很感兴趣，告诉我，可以帮我找朋友问问。我也并不是赶时髦，无意去追赶目前以时尚异化历史的潮流。编书的愿望，或许只是激动或冲动而已，因我自幼酷爱文学，太希望圆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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