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德格尔在其成名作《存在与时间》提出“存在问题”及其“优先地位”时，他以某种方式挑战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且把自古希腊巴曼尼德斯以来的“存在”与“现象”的对立问题再一次摆到哲学的论坛上面。现象学与存在论之间的这一分歧，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在佛教思想史上法相宗和法性宗之间的争论和冲突的延续或重复。
海德格尔的这种说法很像在“性相之争”的历史讨论中出现的比较宽容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法性宗和法相宗在教义上密切关联，彼此之间存在融通会合的可能性。这种观点被称为“性相融会”。东方思想，尤其是佛教中的“色”、“空”、“无”、“真”、“有”、“烦”、“真如”等概念，对海德格尔来说显然不只是一个仅仅能够引发思想共鸣的同道俱乐部，而且还是一个能够从中一再获得思想启示和支持的图书馆或资料库。但是就总体而言，海德格尔更多是从东方思想中看到了他所想看到的东西，并且理解了他所能理解的东西。对于佛教思想，海德格尔离得还比较远。
（《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倪梁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