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全球化语境中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自然科学的翻译但求数据的准确、逻辑的严密，而文学翻译追求的是“信、达、雅”。然而我认为，“信、达、雅”只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在通向这个最高目标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着“两次翻译”和“三种误读”。
两次翻译。第一次是从原文到原文的理解，即“意译”；
意译是译者对原文的阅读和理解，这种潜在性的翻译直接影响着译者对本文翻译的操作，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意译产生最大阻碍的是文化差异，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历史、宗教、法律、习俗及伦理道德等等方面的差别，这些因素对译者阅读和理解原文造成极大困难。在历史问题上，譬如二战后的西欧文学中普遍出现一种对纳粹的恐惧和反思情绪，中国译者虽然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切痛恨，但是仍然很难在民族感情和民族心理上真正理解这种情绪。在宗教问题上，国内的译者往往很难真正深刻地理解基督教义中的原罪意识、忏悔意识等等，因为宗教是一个信仰问题，它与科学、与唯物论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宗教并不是延续愚昧，这种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独特现象体现着西方民族的一种终极追寻和价值判断，不信仰宗教的译者是很难理解这种宗教情结的。至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以及在《圣经》关照之下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各种民族习俗，同样也困扰着中国译者。此外，在意译问题上，男女的性别问题也十分关键，譬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其成名作《钢琴教师》中女主人公的变态性心理和自虐及虐人的行为让很多男性无法深刻理解，因而译者在翻译异性的文学作品时往往会理解不到位甚至误解作家的原意。由此可见，意译的过程就是排除各种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等方面的困扰，真正理解原文，这样才能进入文学翻译的第二个过程。
文译即是文本翻译，是译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过程，是文学翻译的最终实现。译者通常对本国语言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在意译过程中又对外文原文进行深入理解和研究，之后在文译过程主要是处理文本问题，把外文原文转换成本国语言文字。这个过程是译者的创造性活动，译者需要用合适的本国文字来取代外文原文，而且取代过程中要忠于自己对外文原文的理解。其中意译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解对文译活动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文译只是在语言层面进行的技术性创造，这种创造不能添加过多的想象和外文原文没有的内容。正如董强先生提到的比喻，原文的思想内容就是乐谱，外文原文就是用钢琴或小提琴演奏的作品，而译文就是转换成二胡或者琵琶来演奏，这个转换首先是一种技术性的转换，而在译文的撰写过程中又要体现出极强的艺术性。此外，文译对于译者在语言风格上有一定的要求，文学有雅俗之分，还有儿童文学、玄幻文学等特殊种类，译者通常在一两种语言风格上有深厚造诣，但并不是精通所有的语言风格类型，如果让一位精通并长期从事通俗侦探小说的译者去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语言文字的运用和语言风格上可能会格格不入。由此可见，文译是技术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过程。
三种误读。一是译者对原文的误读，即阐释性误读；二是译文对原文的误读，即创造性误读；三是读者对译文的误读，即延伸性误读。
阐释性误读主要是在意译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等原因造成的，这种误读是不可避免但又必须降低到最小的。译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普通读者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阅读和理解作品即可，但是译者必须尽量排除各种困难使自己的理解最忠实地反映原文的情感和思想，因为译者的阐释将直接影响译文的读者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普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如果译者也见仁见智地阅读外文原文，将会增加阐释性误读，增加意译的困难，甚至使意译偏离了外文原文的思想内容，最终导致文学翻译的失败。因此在意译过程必须阐释最大化、误读最小化。
创造性误读是在文译过程因为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产生的，是整个文学翻译过程中误读最为严重的环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字之间，没有任何一对词汇之间能够划等号，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存在于不同的地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用二胡演奏的“生命交响曲”，用交响乐演奏的“高山流水”，虽然都可以表现出旋律，但是其艺术性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文学翻译必须合理地利用这种创造性误读，譬如用中文翻译英文中的“十四行诗”和用英文翻译中文中的律诗，翻译过程诚然会涉及到对仗、平仄、押韵等等问题，但我们只要保留诗歌的精义和情感因素，完全可以利用新的语言进行艺术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必须在阐释性误读最小化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会有捏造之嫌。
延伸性误读是文学翻译的价值实现，其主体是阅读译文的读者。这种误读是阐释性误读和创造性误读的延伸，因为读者群体面对的是译者所翻译的译文，而这种译文本身就包含了前两种误读；同时它也是误读的延展，译文面向的是所有读者，读者在各自的阅读平台上展开自己的阅读和理解，从译文读出自己感受最深刻的一面，最终也实现了文学翻译的翻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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