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女性文学创作勃兴的大背景之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大量引入中国，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重新浮出历史地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内地的女性文学研究获得长足发展，呈现繁荣景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繁荣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经典的译介与研究，以及本土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而在女性文学
近年来张爱玲其人与作品风靡海内外，以汗牛充栋来形容张爱玲的各种选集、文集，传记和论文集丝毫不为过。柯灵担任顾问，金宏达，于青主编的四卷本《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算是内地比较全面、合理的本子，曾多次再版。十四册（卷）的《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是张爱玲作品在内地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在内容上采用和台湾皇冠出版社相同的版本，其中收录了一些张爱玲从未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作品，近2万字。14册书的封面以张爱玲本人的14张照片作为背景，略显发黄、有些粗糙的纸张带来了较佳的仿旧效果。的确，从装帧设计和制作上看非常精致，视觉效果十分唯美，书名中的“典藏”二字更是给读者巨大的诱惑力，似乎文化品位和价值很高。但是不能光看这些表象，稍稍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这套《典藏全集》问题颇多。
从形式上看，《典藏全集》编纂体例比较混乱。一般说来，编定全集，应以分类合理，便于阅读和使用为准则，而《典藏全集》首先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就在于：整个全集缺乏一个贯彻始终的编排体例和分类标准，卷一、卷二均为长篇小说，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却是散文，卷七、卷八、卷九又是中短篇小说，使人弄不清楚编者打算按照哪一种体例来进行编排。其次，这套全集仅仅是将张爱玲的作品按照编者的主观意图胡乱的堆在一处了事，典型的一部张爱玲作品“大杂烩”，不仅作品之前没有一个编辑凡例（或者类似前言、“序言”或是编者前言的说明性文字）对张爱玲的生平与创作历程进行简单地介绍，以及对编辑全集的体例、全书的处理原则进行必要的说明，而且，全书除了张爱玲的作品外，“附录”只有一个非常简陋的“张爱玲年表”，全集的索引、张爱玲作品系年、版本的汇校等全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了解张爱玲作品有重要辅助作用）全都没有。再者，整个《典藏全集》丝毫没有片言只语说明所依据的为哪个版本，是否对校其他版本或手稿刊本，也没有解释何处底本有据改，所据者何，更没有在全集末尾附上一个校读记之类，对张爱玲作品版本的流变进行合理的解释和必要的说明。版本择定的问题，对于文献学来说，这是基础的基础，是全集编纂过程中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目前通行的做法是将初版本视为写定本以充底本，已经作者结集的自然予以尊重，应最大限度地予以恢复。可以看出《典藏全集》基本上打乱了张爱玲在世时结集的秩序，改按时间、文章体裁分类，但是它并没有把这种分类法贯彻彻底，只是笼统的按时间分成集子，但是每个集子中单篇作品的写作年限、初次发表的刊物等都没有给予应有的说明，显得有些杂乱。
从内容上来看，显而易见，《典藏全集》既非“典藏”，“全集”亦不“全”。
《典藏全集》名不副实，“全集”并不“全”。依本人观察，造成《典藏全集》内容上“不全”主要还有以下原因：
一、作家作品、基本文献搜集、佚文发掘工作力度不够，《典藏全集》虽然“收录了一些张爱玲从未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作品，近2万字”，但是还是要指出，它在张爱玲佚文的搜集、收录上还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号称张爱玲的全集，但是它收录的仅仅只有张爱玲中文著作的大部分，而张爱玲的英文著作一篇也没有。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版权的问题，也不能责全求备，完全怪罪于编者。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属于身份比较特殊的一位作家，她身前把所有作品的著作权卖给了台湾的皇冠出版社，出版社和某些媒体在炒作时宣称，“目前在图书市场上仍在销售的50多种张爱玲的作品均为侵权作品，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典藏全集》才是‘惟一合法授权的张爱玲作品’。”（《盗可道张爱玲胡兰成版权风波》，《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1日）皇冠文化集团将《全集》在内地的版权授予了哈尔滨出版社，但后来又将据称是张爱玲的最后一部遗稿《同学少年都不贱》与未收在《张爱玲全集》的四篇译作《无头骑士》、《爱默生的生平与著作》、《梭罗的生平与著作》、《海明威论》，以及她的两篇散文《四十而不惑》等一起结集为《同学少年都不贱》出版，总计近八万字，该书的中文简体字版权则由天津人民出版社获得，于2004年3月出版。
二、编者全集观念模糊，学术意识淡薄。书信、日记是研究一位作家第一层位的史料，是全集的重要内容，但是《典藏全集》里并没有收录张爱玲的任何书信与日记。相反，某些男性作家全集的编纂者们在这方面要谨慎得多，比如有众多学者参与编纂的《废名集》，尽管“收录现能找到的废名所有已刊未刊作品，依全集体例编纂”，却“不名‘全集’”，仅仅是因为“缺收日记、书信两项”。（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4年第3期（总第100期），45页）
此外，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作为《全集》，似乎还是应把它们收进来。
为何《典藏全集》这样的编纂方式上无标准、无凡例、无系年的出版物，而且内容上纰漏众多的文集，却也自称“典藏全集”？这恐怕首先要归咎于市场恶性炒作的作祟。出版社追求商业利润，本无可厚非，但是这会影响到学术研究，这是张爱玲研究乃至整个女性文学研究的悲哀。史料意识不强、文献整理工作不到位，不仅仅存在于现代女性文学研究领域，而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男性作家研究领域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女性文学研究中这方面的缺陷更为明显、更为严峻。一位重要女性作家的《全集》，出现如此多严重的差错，实在令人惋惜。这既无法向读者提供全面的作家作品，也严重违背了史料学的基本原则，无法向张爱玲研究者提供全面正确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这既可能误导读者，令读者无法全面了解张爱玲，同时无疑将对张爱玲研究产生负面作用，影响研究更深入更健康地发展。
女性文学研究史料工作不足，还在于研究界的思想观念上“对于具体材料和史料工作在研究过程和学科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缺乏足够的估计，从而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和更为直接的意义上限制了史料工作的发展提高。”（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206页）诚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史料乃至于文献工作被认为是初始的、寂寞的、为学科发展付出牺牲的事业，”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独立的史料整理背景其实可以为“个人的学术打开局面，布下远景”，在现代作家全集编纂中号称经典的《鲁迅全集》就成就了很多成就不菲的学者，比如朱正、王得后等，“他们的著作中有其他很多鲁迅研究者所没有的沉厚气质”。王瑶先生当年就常常把自己的学生钱理群、陈平原等全赶进旧期刊室，让他们亲自翻阅第一手的史料，所以现在“看他们的学位论文，会发现都有全面的资料工作，而且很多创见是直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有没有独立的资料背景，这影响到个人的学术质量，资料必须是独立准备的，要不然都是在别人的眼光下看待问题。”（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4年第3期（总第100期），64页）
随着女性文学研究的开拓与不断发展，女性文学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也应当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加强。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有很好的史料意识与研究传统，女性文学研究在史料搜集与整理上应该多向传统汲取经验。
我国的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是近代西风美雨侵袭下的产物，根基本来就不牢靠，女性文学研究要想获得长足和长远的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把基础性工作―――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做好。而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学术之路漫漫而修远，没有脚踏实地、上下求索的精神和努力，所有的理论与见解只可能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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