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乐山去世后，我曾经为《生活时报》写过一篇纪念文字，书桌上摆着董夫人送的先生未及分发的仍然散着油墨香的译作《冠军的早餐》。后来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开过一个追思会，会上国内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前辈学者大都认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以及他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光荣与梦想》等
说实话，我至今认为文学翻译并不是董先生的强项，他的译作的文学意义很少被人论及。我想，这与他后半生的职业有关。董先生是以剧评和小说步入文坛的，没有成为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在他一定是一种遗憾。晚年他曾经亲口对我讲对文学的兴趣越发淡了，我自己四十甫过，已经在体验这种兴趣的淡了。我们少了一个纯粹的文学翻译家，却多了一个思想文化领域“偷运军火”的人：“这位译者，不正是沿着在前头扑倒的精神战士的道路，继续摸索着行进的吗？于是，在寒风呼啸的夜晚，我仿佛看到有一个人，擎着火把，把一小批又一小批炸药艰难地运抵古堡……”林贤治先生提到的另一部董译《古典学》我没有见到，另两本书《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也曾经是我自己的启蒙读物。我们从事西方文化研究的人更应当承认翻译家们在西学启蒙方面的贡献。评价董乐山先生的翻译研究工作，似乎更适合从这个角度着眼。我是新时期他出的第一个随笔集《译余废墨》贪婪的读者，也是后来收入“书趣文丛”的《边缘人语》的认同者。董先生之不同于职业翻译家，正在于他经常用文化随笔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一个美国语境万花筒。他的《美国社会知识辞典》我记得初版是冠以“小”字的，新版英文标题仍保留着“TRIVIA”字眼，其开山作的地位仍然不容否认。这是董乐山先生对翻译工作的另一个贡献。
林先生用“伤残与傲兀”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董乐山这棵翻译丛林里的大树，我以为是知己知音之言。这种印象是建立在了解翻译家的生平的基础上的。董先生从“左翼文学青年”到“右派分子”除时代使然的因素外，与他鲜明的个性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想，他的译作倾向性之所以这么明显，影响之所以这样深远，就是因为他对于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政治思潮有自己的立场。这大概是作为翻译家人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主因。李景端先生曾经动员董先生重新翻译中文本《圣经》，他以年迈为由推辞了：“假如我还是50岁的人，可以考虑。”这是董先生亲口对我讲过的事情。我想，这也可以看作他对翻译工作的态度。他是深知《圣经》翻译史复杂情况的人，知道翻译这样的书不是说说就可以动手的。在我认识的翻译家里，董先生是能抠字眼的人，也是对美语汉译贡献杰出的人。他的英语知识是同行佩服羡慕的。我至今怀念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我所在的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室底子是他和施咸荣、梅绍武先生打下的。董乐山还是我们研究生院美国系第一任系主任。单凭这一点因缘，就值得我辈的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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