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初译根本不沾边，却指望校阅者扭转颓势，那好比是把孩子交给邻居管教，或是让伴郎代替新郎接吻，其越俎代庖、其于事无补也就自不待言。
很多出版社出书过程中的译稿校阅工作都由
外聘专家完成。因此，随着校阅轮次、参与专家的增多，就会产生惊人的耗时。通常出版社留给译者的翻译时间只有3个月左右，而不少书稿的校阅时间却远长于此；对于译稿来说，初译才是最根本的环节，这样的时间安排显然是本末倒置的。
对于一些原本合格的译稿来说，“朋友们”过分热心的校阅反而产生了奇怪的消极作用。译者才应该是译文风格、词句安排的最终决定者，但不少校阅者――好比是把管教邻居孩子、亲吻别人新娘的任务当了真――却热衷于改变原作者和译者精心做出的决定，把译文弄成另一副面目。
哲学家说过，所谓朋友，往往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觊觎的奖杯、我们追求的姑娘，冷不丁就被某个朋友捷足先登了。渐渐地大家会发现，原来我们跟一切事物打交道，首先都免不了透过这一层“朋友”的中介；其作用呢，有时候是怂恿、帮助和尽力成全，可经常也是拆台、作梗和横刀夺爱。无论如何―――哲学家说―――朋友，总是横拦在追求者和追求物之间的一道透明屏障。
上面这段话，倒不是我被哪位“损友”出卖之后的牢骚，而还是一个跟书有关的话题。起因是这样的：最近我到一位朋友处做客，偶然看到她桌上放着一部计算机专著的译稿。朋友解释说，这部书是那个领域中了不起的名著，中译者是国内权威院校的一名学者；出版社为慎重起见，又请她（国内该领域前沿技术的专家）校对一遍，没想到看了前几页就发现很多问题，只好拿回来慢慢查对。
出乎朋友意料的是，我居然也对这部稿子挺熟悉。我不无伤感地告诉她，早在一年多前，我就在另一位朋友桌上见过同一部译稿；那位朋友也是受出版社委托校读译稿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的“新朋友”遇到的问题，有几处正是一年前的“旧朋友”向我咨询意见的地方！
这样一部名著的译稿，竟在朋友们的桌上羁留了一年多的时间：这简直给哲学家的“朋友理论”又增添了一个新意思―――对于原书和它的最终读者来说，译者和审校者们都算得上那种最亲近、但又最危险的“朋友”。现下资讯发达，国外名著出版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就能传到国内计算机业的从业者中间。但读者们渴待译作问世之余却不能忘了，自己和梦魂萦绕的那本书之间，还隔着那么一重奇异的屏障―――读者究竟何时读到译作、读到怎样的译作，都得取决于稿件在各位“朋友”的桌上经历的那段旅程。
众所周知，计算机业具有令人目眩的技术更新速度，因此计算机专著的时效性也非常明显；即使是巨匠力作，在初版三五年后，效用往往也要打个折扣―――到了那时，即使原书讨论的问题还依然存在，恐怕也有更周全的思路、更好的解决方法出现了。从这种“时间折损性”角度考虑，译本的推出当然是越早越好。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长达一年的译稿校阅周期呢？
我们得马上承认，对校阅环节的重视体现了出版者对译本负责的可敬态度。大家都记得，在译介计算机专著的早期阶段，大多数作品是由若干职业翻译组织操刀完成的。当时的译者队伍多半是在校学生，专业水准、外语能力都令人怀疑，其译笔远及不上其“译胆”。如此推出的译本，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快则快矣，“信、达、雅”等准则当然无从谈起。不少读者被种种误译、漏译、蛮译吓退，甚至失去了对所有计算机译著的信任。这样看来，出版者强调译本质量，强化译本生产的中间环节，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一些出版社还推出了技术名著的新译，由可靠、专业的译者另起炉灶，重新打磨精品译本。毫无疑问，与40天内10个门外汉赶制完成的译文相比，技术专家们花半年以上时间给出的译本具有压倒性的质量优势。
但如前所述，计算机译著的出版周期也实在不能拖得太长。如果仅校阅环节就要耗时一年以上，那么从策划、引进、翻译到排校、印刷、发行的整个过程，简直非20个月不能完成了―――所谓“不归杨则归墨”，快得不洗泥的萝卜固然不好吃，但若是萝卜在锅里煮上20个月，问津者大概也难免寥寥无几了吧？出版者在译校工序下功夫的初衷可嘉，但具体操作上也许还可以更为合理一些。
首先应该看到：对译文的最终质量，译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个人也曾应朋友的委托审读过几部译稿，有的译稿甚至还经我协助校阅多回，从中得出的最大教训就是：如果最初译稿就存在明显质量问题，那么校阅过程也不可能根本提高稿件质量。对于译文的一字一句，只有译者本人才有最彻底、切实的体认。所以如果初译根本不沾边，却指望校阅者扭转颓势（这也就是前述那部稿件拖了一年之久的原因），那好比是把孩子交给邻居管教，或是让伴郎代替新郎接吻，其越俎代庖、其于事无补也就自不待言。
其次，据我了解，很多出版社出书过程中的译稿校阅工作都由外聘专家完成；因此，随着校阅轮次、参与专家的增多，就会产生惊人的耗时。通常出版社留给译者的翻译时间只有3个月左右，而不少书稿的校阅时间却远长于此；但如果认可前面的结论（对于译稿来说，初译才是最根本的环节），那么这样的时间安排显然是本末倒置的。
事实上，对于一些原本合格的译稿来说，“朋友们”过分热心的校阅反而产生了奇怪的消极作用。译者才应该是译文风格、词句安排的最终决定者，但不少校阅者―――好比是把管教邻居孩子、亲吻别人新娘的任务当了真―――却热衷于改变原作者和译者精心做出的决定，把译文弄成另一副面目。日前，另一位译者朋友就向我抱怨过这么一位校阅者：原著为了强调文意，特地在几段话重复使用了一个形容词“共通”，译者也留意在每处都给出了同样的翻译―――谁知校阅者偏偏看不过这样的重叠繁冗，居然用好些不同的词（“共同”呀、“共有”呀、“通用”呀）一一修正了过去！
以我的局外人观点看，选对了合适的译者，译本的成功就有了80%以上的保证。如果遇到可靠、负责的译者，那么后续的校阅任务应该限于打字错误的更正，相应的工作时间大概不会超过1个月（甚至更短）。在我看来，理想的技术译者应该具有这样的条件：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以保证技术细节的准确）；曾在国外长期生活（以保证语言理解无误）；具有较强的荣誉感和职业素质（以保证工作不假手他人）。对今天而言，开出这样的条件也许只体现了某种乌托邦式的奢侈，但我相信，唯有保证这样的译者素质，才有可能谈论一个行业的成熟和健康。
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敌人还算好办，我自己就能对付得了；只求上帝把我从朋友手里救出来就是了！”像往常一样，哲学家的话还是很适合描述书的事情；我也愿在此三复斯言，愿那些译稿在朋友的桌上走过平安、顺捷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