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家演讲或谈话里的一个最常用的关键词是“文明世界”（thecivilizedworld）。虽然他们从未对哪些国家属于所谓的“文明世界”做出过界定或说明，但有两点是肯定的：自己是“文明世界”的领袖，所以他们常吹嘘说，美国陨落的那一天也就是文明世界的末日；从波兰到巴基斯坦，只要跟着它走围着它转，自然成为“文明世界”俱乐部的一员。若谁胆敢对美国人实行“单边主义”说不，即使是法国、德国，都会被打入“老欧洲”的另册，被冠以“鼬鼠轴心”之“雅号”。而受到美国人表扬一跃成为“新欧洲”的都是何方的主呢？居然大多是十几年前被美国人骂作“邪恶帝国邪恶政权”而后来加入“北约”的一些东欧国家。这真有些像崔健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在全部信奉“非此即彼”逻辑的当今美国主要政治家的词汇里，被排除在“文明世界”外面的国家即被他们咒骂为“邪恶轴心”、“无赖政权/国家”、“不守法政权/国家”等。除了传统的指责外，现在美国人还指着它们的鼻子说：你正设法发展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对文明世界形成可怕危险！只要这些国家不愿按美国人的意志行事，他们的下一个步骤一般是，第一、拼凑借口。如同拉氏为了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罗织“莫须有”罪状，向媒体说的一些不知所云“名言”：“我对那些说某事还没有发生的报道总是很感兴趣，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有些东西是已知的已知，那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了。我们还知道存在已知的未知，即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也存在未知的未知―――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显然是个“先把水搞混，再混水摸鱼”并不高明的策略。第二、拼凑联军，凭着“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去发动一场战争。先“把敌人从洞里熏出来”，推翻其政权，再扶持一个傀儡。为了考虑自身的利益，美国人目前还未明确给中国插上以上标签；但随着近年来这些“负责任、成熟”的美国政治家在涉及中国时频频“讲话不得体”或“讲错话”，至少其潜意识里的心理状态已幡然若揭。
谈到“文明”与“野蛮”，让我联想起了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东西方的相互看法和态度。当时欧洲的探险家、航海家把欧洲以外未开化地区的土著人分为两类：高尚的野蛮人（尤其是欧洲18世纪文学中描绘的原始人，他们善良、勇敢、不受文明之罪恶玷污）和卑鄙的野蛮人（指缺乏以上特征的原始人）。但“高尚的野蛮人”在欧洲人眼里毕竟还是野蛮人，他们作为整体绝不可能被看作高于欧洲人。对于中国，他们的态度则全然不同。在16 18世纪的欧洲面向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一直占据中心位置。中国差不多成了人类文明完美的化身，受到诸多欧洲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及民众的顶礼膜拜，虽然中国始终属于非基督教国家。当然，大致在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也不断传出批评中国的声音，但当时中国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决不逊色于今日的美国，尽管中国发明了火药后主要用于制作焰火，15世纪上半叶郑和七下西洋后再也没有了第八次。反观中国人看西方，自明朝西人成规模地进入中国以来，我们的文献及口头文学里即称他们为“洋鬼子”。“洋”者“外国”也，“鬼子”者“藏匿于阴间的非人怪物”也。据说在明朝的一些文献里还有不少关于“洋鬼子食小儿”的记载。显然，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这些不守规矩没有廉耻的西方人与“文明世界”即浸透于儒教传统的中华帝国的距离何止一个太平洋或大西洋！即使到了18世纪末，乾隆皇帝及其文武官员还是把英人等西方人看作是蛮夷（英国人自译为“Barbarians”，即“野蛮人”），把他们的礼物称作“贡品”。当今自信心、嫉妒心无限膨胀的美国，其“世界观”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华帝国有许多类似之处（恐怕唯一凸显其“现代性”的是严格遵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那么我们也就应该学学当时西方人对那个老大帝国做出的反应：先大度点，该改的改，该发扬的发扬；再励精图治，做好准备，用实力而非幻觉勇敢地去反击污蔑、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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