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同志诞生100周年前夕，反映邓小平解放初期在重庆的工作、生活状况的长篇历史小说《西南局第一书记》由重庆出版社隆重推出。这一作品令人信服地塑造了共和国草创初期坐镇重庆，统辖西南，立下了丰功伟绩的邓小平同志的光辉形象，生动地描写了这个从打天下到“坐天下”，即从建立新中国到建设新中国的转型时
邓小平是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在关键时刻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民英雄。他在建国之初的两年多时间在重庆担任整个西南地区的最高首长。他在重庆的工作中充分显示了魄力与才干，很快被调到中央担任要职，在重庆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阶段，再加上年代久远，距今已达半个世纪，要写在重庆工作的邓小平，或曰邓小平在重庆的工作，殊非易事。杨耀健敢于接下这个重大题材，无疑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经过三年努力，收集了尽可能翔实的资料，访问了尽可能多的健在当事人，他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解放之初，重庆满目疮痍，诸业凋敝，百废待兴。经济建设和百姓生活面临的极大困难，对于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复杂的局势，与战争年代敌我分明的态势迥然不同。既然面对新矛盾，必须解决新问题。作品的情节有条不紊地展开，邓小平不愧为一个难得的文武双全的领袖，不仅是能征惯战之将，而且是经国治世之材。在千头万绪之中，邓小平善于权轻衡重，趋利除弊，一着走准，全盘皆活。
解放之初，人民币储备有限，敌特造谣惑众，民众不明真相，莫名恐慌，造成挤兑风波。邓小平足智多谋，沉着应对，巧与周旋，并争取中央支持，于是阴谋挫败，矛盾化解，民心初定，人民政府站稳了脚跟，树立了威信，以实际政绩赢得了各界人民的拥戴，为今后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重庆解放后，漂亮的“第一仗”。
民以食为天。粮食供应不足，商人惟利是图，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遇到的第二道难题。而保证粮食供应，就要发展生产，开展征粮工作，这是跟剿匪的艰巨斗争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剿匪的胜利为前提的。土匪不但破坏生产，阻碍征粮，而且切断粮路，割断城乡联系。西南地区匪患猖獗，致使刘伯承将其称为必欲除之而后安的“心腹之患”。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得出了土匪问题与“民生”有关的结论，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加快土改进程，使耕者有其田，得其安身立命之本；并且提出“枪换肩”的设想，即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壮大农村基本队伍的力量，使土匪没有立足之地。这样，加上解放军主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撤退前苦心经营的反动武装力量在猖獗一时之后，纷纷土崩瓦解，彻底归于灭亡。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发展生产，振兴经济，乃是首要的大事。而发展生产从何做起呢？他善于提纲挈领，着眼全局。当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在哪里呢？他导演了修筑成渝铁路这出重头戏。在当时，要上马这一工程，那可真是困难重重！然而，邓小平硬是周密筹划，精心安排，通过艰苦的努力，争取到中央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解决了从技术、资金到施工器材、筑路人员等所有问题。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四川人民40年的愿望实现了：成渝铁路全线贯通，胜利通车，对四川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成渝铁路通车，不仅刺激了需求，安排了劳力，从总体上带动了四川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而且使人心大快，民心大振，党和政府的威望空前提高，其意义与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如果说，邓小平的英名与成渝铁路的修建密切联系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邓小平为和平解放西藏所作的巨大贡献，也许就鲜为人知了。《西南局第一书记》以大量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过程，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在其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系列情节写得有声有色，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作者的才情得以充分显示。
值得我们高度评价的是，从杨耀健的这部新作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文革”后复出政坛，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把中国引上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决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早在建国之初，在重庆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就有了初步的实践，以及这种实践的成功所带来的宝贵经验。在全国结束了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应该抓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呢？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在重庆所做的一切，包括剿匪和肃清敌特，都莫不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这就埋下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最初的种子。多年以后，当他又经历了国家和个人的灾难，从反面汲取了沉痛的教训，一旦自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主政的时候，这一利国利民的指导思想得以实施，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邓小平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推迟得太久太久。
邓小平施政的灵活性是一以贯之的。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为了有效地征收公粮，当时的川东行署主任阎红彦利用了旧社会的保甲长协助工作，满以为会遭到批评，因而诚惶诚恐，哪知却得到了邓小平的表扬。这还真有点“白猫黑猫，谁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的意味呢。
正是通过以上对邓小平在重庆工作的多方面、全方位的描写，杨耀健塑造的邓小平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他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感人的细微末节，让我们看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重庆主政的就是“这一个”邓小平―――
他刚刚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就担当起全面领导整个西南地区工作的繁重任务。他襟怀坦荡，思路清晰，胸有成竹，多谋善断，攻坚克难，举重若轻，政绩卓著。他宵衣旰食，勤政为民，礼贤下士，尊重人才，以民为本，公私分明，深得民心。他是领导核心的“好班长”，是各级干部的好上司，是家庭里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温馨的人情味。这样一个邓小平的形象距离历史的真实有多远呢？阅读的感觉是相当接近。这样难得的效果是怎样达到的呢？
应该归因于作者对当时总的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对大的历史事件的绝对忠实。这是将其予以真实的艺术再现的基础。把邓小平置于这样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心，他的形象的真实性也就毋庸置疑。作为历史小说，对所写事件并未亲见亲历的作者，也拥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在无损于总体历史真实前提下的虚构自由。杨耀健正是发挥了丰富的想像力，并且审慎地运用了虚构的手法，才把书中的场景、情节以至细节都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兴趣盎然。虽然本书理所当然以邓小平为中心，但是围绕他也刻画了战友、下属、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平民百姓等众多人物，是他们烘云托月，为邓小平形象增色添彩，使之更为丰满。
《西南局第一书记》在艺术上也有其显著的优点和特色。一部长篇小说，结构事关全局，非常重要。杨耀健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取了巧妙的叙事策略，把若干事件化整为零，互相交叉呈现，类似影视中的镜头切换，增加了阅读的悬念，增强了可读性。而作品的语言则平实简练，风格朴素，干净利落，娓娓道来，毫不拖泥带水，有些类似邓小平简捷明快、平易近人的性格风貌。作品中没有刻意的心理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往往作为对话时的潜台词自然“流露”，不着痕迹。作者摈弃了直接的议论与抒情，而是寓情于事，于景，也很值得称道。例如临近尾声，邓小平即将调离重庆，他特意登上枇杷山，俯视山城，依依惜别的情景，他与女儿的对话，就充分显示了他对大地，对人民的一片深情，非常动人，令人难忘。
若说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觉得结尾的一节似乎显得多余，工商业者穆仲康在那里唱了主角。作者的用意是让他最后点题，然而却颇为做作，倒不如就在前面一节邓小平在枇杷山惜别山城戛然而止，余味无穷。此外，书中的反面人物不多，却显得单薄，颇有脸谱化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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