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作者的看法，近年来，以图证史颇为史学界所看重，而且运用此方法
缪文指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荣、姜二书中忽略了包括碑刻、丧器、丝织品或金银器等在内的“图像”，有一种程式化的东西在内，这种“程式的保守之参数”有时会很大，能落后于时代数百年。
盖用以证史的图像，每见于丧器、丝织品或金银器等功用性物件，也就是说，与书抄和碑刻一样，往往是匠人的手笔。而匠人的本分，如我们上面讲的，是尽量遵守旧的程式，没有必要，是不轻易改动的。正如贡布里希谈装饰的书里说的，‘艺师们总爱修改既有母题，而不创新腔’。因为创新很难，也不易为社会所接受，故‘修改、丰富或简化一个既有的复杂之型构，往往比凭空造一个容易’。这句话中的每一个词，在中西艺术史传统中，都可一一复按。即守旧的程式，图像就往往落后于‘史’。在这一点上，即使‘士人’的图像中，也不免有陷阱。
原来，作者有如此眼光，是因为掌握了贡布里希的利器。马辛指出，“贡布里希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系列标准和防护设施，以校正对图像阐释过头的习惯，这种习惯已经败坏了图像学的名声。（《理想与偶像》，贡布里希著，范景中、曹意强、周书田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缪哲的文章，简直就是以实例为贡布里希的论断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解。
这位学者已于数年前逝世，但这并不是他的缺席；贡布里希的真正缺席，是由于我们没有好好学习他的著作。对所有想真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贡布里希的书都是大有裨益的。他的著作，有一种方法论的普遍意义，而这意义，却恰恰为许多学者所忽略。
马辛还说，贡布里希的兴趣范围和成就，很难用语言概括；他的《艺术的故事》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他们认为那是一部介绍艺术的最清晰、最富于才智的著作，而“学者们更愿意阅读甚至反复阅读他对文艺复兴艺术理论和图像问题的研究，而他的《阿比・瓦尔堡思想传记》这部著作则使人洞彻到一位伟大学者的心灵。（同上）”可遗憾的是，我们许多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这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研究文学、艺术、历史的学者，甚至都没有读过《艺术的故事》这部艺术史的入门书。
图像学在贡氏的研究中，虽然很重要，但毕竟不是全部。他关于情境逻辑、关于“普通知识”的论述，还有他对人文科学的历史价值的阐述，都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我在缪文之后写这篇续貂的短文，只不过是想说，中国学者的方法论意识还不强，优秀如荣、姜二位先生尚且没有吸收贡氏的精华，对推进学术来讲，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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