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梁从诫
科学、情感与自然保护
科学并非排斥情感，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对于自然缺乏起码的情感，则一个人再聪明、再有知识，也会被冷漠的情感遮蔽住双眼的，以科学自居的人也会走到科学乃至人所共知的常识的反面的。
从今年年初开始的关于“敬畏自然”的讨论，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似乎是到了开始回顾总结的时候了。我个人最大的感觉是：参与者不乏热情，但却往往欠缺必要的相关知识，最令人诧异的是，很少专业的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者直接参与，显得迄今为止的讨论专业水平不高，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多年来公众媒体上第一次大规模公开辩论环保议题，对于环保事业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拥护“敬畏自然”的环保人士一方最大的优势是亲身参与环保事业的推动，对于自然保护有非常可贵的亲身体验。缺陷是往往不善于做哲学的论辩，有时在某些具体的科学知识方面有所不足，这样当他们脱离了具体的环境保护活动的现场，面对擅长辩论的对手未必能占上风，难免影响了环保理念的宣传。
相比之下，后来加入的“反科学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专家们，在哲学论辩方面的功力就强了很多，但他们的缺点在于，大多数人毕竟不是专门从事环境哲学研究的。所以第一手的资料掌握不多，亲身体验不够。
在另一方面，反对“敬畏自然”的科学主义者一方，主要人物都是有着长期参与各种论战经验的老手。由于中国狭隘的“科学主义”较为流行，所以他们在与普通公众的默认配置一致性上占了上风。他们的劣势主要表现在，首先昧于国际上环境哲学和环保运动的趋势，提倡的是过时有害的先破坏后保护的“伪”科学发展观，另外，那种“唯我独科”、动辄漫骂的辩论风度也让本来有可能支持他们的人犹豫、退缩。
如果我们并不天真地认为自己天然正确，是真理和科学的化身的话，那么，我们都应该设法从讨论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才是。而这种提高，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知识和情感。
应该增加必要的知识很容易理解。不必多提。我个人感觉此次讨论暴露出对于西方环境运动的思想资源严重不足。因此想再次推荐何怀宏先生主编的《生态伦理 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也许更需要一种适应新的环境文化的情感教育。梁从诫先生在《不能仅仅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工具”》（《新京报》2005年1月25日）一文说过：“几年前，当许多民间环保人士正在热衷于保护可可西里的野生藏羚羊、反对盗猎的时候，北京某著名大学的一位教授竟然当面问我：‘就算藏羚羊都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我一时语塞，只能反问一句：‘那大熊猫都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那位教授也无言以对。其实，按何祚庥院士的逻辑，大规模猎杀藏羚羊也是‘以人为本’的，攫取藏羚羊绒不也是‘人’的需要吗？”
这位教授的问题，并不是缺乏知识，而是在对待自然问题上缺乏正确的情感。而梁先生之“一时语塞”，则未必是知识缺乏，或出事先没想清楚为什么要保护藏羚羊，更有可能是震惊于对方的冷漠和无情。
有人这样替那位教授支招：“因为大熊猫很可爱，所以不忍心让它们灭绝，而我们不可能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每一种动物，其他的灭绝了也就算了。”这种态度，是把自然完全看成了人类予取予求的资源，处处透着那么冷漠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计算，正是为当今环保运动所大力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论。正是这种将自然当作资源的态度，才会使得对自然的保护总是可能处于被人类的贪欲所侵害的危险之下。因为一旦将自然的价值归结为人类的需要，那么它的价值就完全是外在的了。如果某个时候人们依据当时的科学知识和价值观认为没有必要保护藏羚羊和大熊猫的话，藏羚羊和大熊猫的灭绝就不可避免了。
的确，环保离不开科学的指导，尤其是当去说服别人一道从事环保的时候，还需要理性的论证。但是论证也要以论辩双方具备起码的基本常识和共同情感作为基础。亚理士多德认为，指望一切都靠论证来证明是野蛮的想法。我赞同这个观点，试想哪天要是连热爱自己的母亲都要依赖理性的论证时，究竟是理性的发达，还是人性的堕落？
科学并非排斥情感，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对于自然缺乏起码的情感，则一个人再聪明、再有知识，也会被冷漠的情感遮蔽住双眼的，以科学自居的人也会走到科学乃至人所共知的常识的反面的。谓予不信，请看某著名大学的教授竟然说，“认为动物不感到痛苦，更为自然”，这显然不是因为他没有好好学习生物学知识，而是其对动物莫名其妙的仇恨所致。这样的人，正如在北京动物园残害熊的某位同学一样，我看倒不必太急于补习科学知识，首先要做的反而是接受对自然和动物热爱的情感教育。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具有对于自然的敬畏、怜惜的情感，即使在缺乏充足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也能较好地保护自然。这充分说明了在环保事业中，科学和情感二者缺一不可，互相补充。在某种意义上，情感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知识。认为理性的科学知识可以与情感分离，科学知识在实践中的作用一定会强于情感，不过是一种并不可靠的偏见而已。
按照某些科学主义者的说法，科学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如果承认这种说法的话，那么影响这种中立知识应用的情感在环保中的地位就是决定性的了。在西方历史上最早呼吁保护自然的也不是科学家，反而是浪漫主义诗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因此，以科学为名排斥所谓“朴素情感”的科学主义对环保事业是有害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讨论站在敬畏自然对立面的都是一些科学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次讨论中有那么多普通民众开始拒斥“科学主义”了。
如果说，知识不足是一种遗憾的话，那么情感的贫乏和扭曲则更是一种悲哀，甚至是一种耻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艺术、人文教育在科学时代仍然具有其不可取代甚至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它们可以提供我们最为需要的情感教育。在我个人看来，这也许就是这次讨论最大的启示。
自然、人类与科学的两个不等式
在科学与人类关系方面，人文主义应该是更具包容性，更加深刻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科学时代容易流行的狭隘的科学技术拜物教。而在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尤其是在当代人类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以满足欲望之时，仅靠人文主义本身则非但无助于抑制过分膨胀的欲望，反而会遮蔽掉人类对自然的关爱。
“敬畏自然”的讨论实际上是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的最新发展。但这轮讨论有个新现象颇值得玩味，那就是表面看来双方似乎发生了“乾坤大挪移”式的立场交换。原先发生的似乎是提倡人文主义的反科学主义人士与提倡科学主义的反人文主义人士之间的论战。可是到了讨论“敬畏自然”时，情况突然发生了非常诡异的变化。原来那些绞尽脑汁挖苦嘲讽人的价值、尊严、伦理、道德等等说法的科学主义者摇身一变，竟以人文主义者自居，动辄大谈“以人为本”、“人类的利益”。而原先强调人的价值、尊严、伦理、道德的丰富的反科学主义者，却开始批评起“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和利益并非是绝对的，并非是全部，要为自然伸张正义，捍卫起自然的权利来了。
问题是：究竟谁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究竟谁是在捍卫人类的利益？表面上的立场交换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深层的一贯性呢？如何看待人文主义？这是真正渴望真理，而非仅仅对论战胜负感兴趣的人士所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关注实质内容而不为名词所迷惑并不难以理解。按照辩证法的说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人们的观点只有放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理解和评判。抽象地谈是否重视人的价值是空洞无物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者和反科学主义者的立场可以用两个截然相反的不等式来表达：科学主义不等式是：科学＞人类＞自然，而反科学主义不等式则是：自然＞人类＞科学。
有意思的是：在科学主义不等式中局部总是大于（高于）整体，而反科学主义不等式则恰好相反，总是整体大于（高于）部分。乍看起来反科学主义不等式似乎是天然正确的，应该为更多的人接受才是；因为整体大于部分，整体高于部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显然与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仔细一想，科学主义不等式流行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由于人类的弱点以及知识的限制，眼前的局部往往更容易看到，而更为广阔的整体则常常容易被忽略。所以我们常常推崇整体观念，提倡人们胸怀要宽广，就是因为我们从长期的经验中知道从整体着眼是件不容易的事，是需要克服人类常见的短见和自私弱点的。
不等式中的“＞”符号，既可能是描述，也可能是价值评判。所谓描述，不外乎是强调前项比后项内容更丰富、范围更广泛、历史更悠久，而价值评判则是强调前项作为后项的意义来源，是允许后项存在以及决定如何存在的准则。相对来说，科学主义不等式主要是价值评判，而反科学主义不等式则二者兼顾。
在科学与人类的关系方面，从科学主义的思路基本上说，既然科学取得了人类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比拟的巨大成果，那么人类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服从科学的指引，所有得不到科学认可的都是站不住脚的。既然科学是最高明的传统，则科学活动不应该受到人类其他方面考虑的制约，相反其他一切方面都应该模仿科学，受科学的指导才对。例如，科学活动不该受到伦理的约束，相反伦理观念反而要随科学发展而改变。既然科学最高明，所以科学是最完美的，没有任何缺陷，至于科学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与科学技术无关，都是人的问题等等。
这种思路显然是短视、目光狭隘所造成的。反科学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虽然近代科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人类其他文化传统并非乏善可陈、一无是处。科学并非衡量一切文化传统的最高标准。例如，宗教虽然在理论形态上与科学并不完全一致，但这并不妨碍宗教在人类历史上乃至今天在人类思想和社会上的积极意义。虽然科学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它毕竟不能覆盖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经济、政治、伦理、宗教都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和价值，当这些方面和科学发生关联时，科学活动的开展也要与这些文化价值相互协调。例如，虽然某些研究活动可能增进人类的知识，但如果它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伦理观念，则这些研究也必须受到限制乃至根本禁止。既然科学活动是和人类其他活动一起协同进行的，则荣誉应当共同分享，而失败与耻辱也应当共同承担。那种将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剥离开，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的做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所谓科学主义的基本思路是，人与自然总有相互冲突的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人类的利益，人类只能破坏生态，自然的利益和价值就顾不上了。对于有意识、有意志的人类来说，存在着利益和价值，而自然本身是无意义、无意识的，所以不存在什么价值一说，因此自然纯粹属于人类利用的资源，我们对待自然完全不必考虑自然，只需考虑人类的需要即可。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征服自然的历史，人类要想继续发展，就永远要不断地征服自然。
显然，这种思路更是短视和自私的，充满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即使人类的利益与自然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必然要冲突，为何人类的利益就一定高于自然的利益？例如，难道为了某些女士穿戴薄如蝉翼的沙图什披肩，就一定要猎杀藏羚羊，甚至使得藏羚羊面临灭绝的危险？人类的这种奢侈性享受的“利益”就不能为了自然而牺牲吗？如果说在这一点上人类做出牺牲，能说是牺牲人类的尊严吗？说自然纯粹是资源和客体，没有任何内在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是人类狂妄的偏见。动物也有痛感、情感，甚至也有复杂的意识、社会、家庭乃至亲情，所有的生命形式即使是植物也有其内在的需要，即使非生命的自然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如果我们非要硬起心肠说我们体会不到而不承认的话，那我们又怎能有理由去指责那些对陌生人、弱智者、昏迷不醒者施暴的恶行呢？如果说以我们过去的恶行可以为现在和未来的恶行辩护的话，那么人类还有可能实现道德上的进步吗？
科学主义不等式大小颠倒的后果就是，为了维持其不等式的成立，不惜削足适履，将人类丰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强制压缩在近代科学某个时期特定成就的狭小框架中，这样也限制了科学的健康发展；将自然无限丰富的存在贬低为人类的附庸和资源，也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失去了牢固的基础。只有反科学主义不等式才是有利于自然、人类和科学的健康和谐发展的指南。
认清了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两个不等式的区别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科学主义究竟是不是人文主义，以及如何评价人文主义了。就科学与人类的关系而言，科学主义是与人文主义相反的；而就人类与自然关系而言，科学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在科学与人类关系方面，人文主义应该是更具包容性，更加深刻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科学时代容易流行的狭隘的科学技术拜物教。而在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尤其是在当代人类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以满足欲望之时，仅靠人文主义本身则非但无助于抑制过分膨胀的欲望，反而会遮蔽掉人类对自然的关爱。因此，在科学与人类关系上，人文主义是视野开阔、心胸博大的，是值得赞赏和尊重的立场，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人文主义就变成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变成了阻碍新环境文化建设的障碍。
虽然论战双方的基本观点并无真正变化，但是由于论战所关注的焦点的变化，实际上可能会迫使双方对原先的观点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反科学主义者强调人的价值、尊严以及人性的丰富性没错，但必须掌握好分寸，以防蜕变为人类中心主义。而科学主义者今天在大谈“以人为本”的时候，最好还能记起当时曾对人的价值、尊严、伦理、道德等等说法大加嘲讽时说过的话：据说这些都是空洞无物、常常自相矛盾的，是禁不起科学和理性的严格分析和批判的。
正因为两个不同的不等式的根本区别其实在于心量的大小，胸怀的宽窄，所以这两个不等式的选择就不完全取决于知识的多寡，也不完全取决于文理科的教育背景，甚至仅仅诉诸于理性的辩论也未必能改变当事人的选择。相反人的气质、情感反而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科学主义者在环境问题上会摇身一变为人文主义者，那是和他们总是以局部凌驾整体之上的一贯倾向合拍的。而如果他们还能认识到这一倾向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仅是短视的，而且可能还是人类自私弱点的体现的话，也许相当一部分科学主义者就要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了。
另一方面，反科学主义者过去曾有人自我定位为人文主义者，这种界定在涉及科学与人类关系时显然是非常准确的，然而一旦涉及到人类与自然关系时，就应该明确地提出超越人文主义的口号了。对于曾经为了人文主义努力抗争过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这意味着一次新的思想飞跃，意味着在新的领域内继续坚持整体大于部分的立场，再一次地拓宽眼界，开阔心胸。而对人文主义的超越显然就会涉及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这也必将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新的挑战。
科学主义者和反科学主义者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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