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先生主持“盗火者文丛”，第一辑首选了冯至、梁宗岱、李健吾、萧乾、卞之琳、绿原、高莽、蓝英年、许渊冲、柳鸣九等十位学者的散文随笔集。该丛书每一本都择有“文论代表作一种”作为压卷，附有作者的学术小传
取名盗火者，也就是说，他们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冯至之于歌德、海涅，梁宗岱之于瓦雷里、蒙田，李健吾之于莫里哀、司汤达，萧乾之于乔伊斯，卞之琳之于纪德，绿原之于里尔克……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一种文字因缘，一种生命的相遇。读他们的文章，在风格上都有些异质的特色。这种特色来源于他们对自己所倾情的外国文学巨匠们的理解和消化，来源于他们对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认知和把握。柳鸣九先生自己说：做翻译这个行当的人，职业的业余的，很多很多；其实真正能够得到一门外语的神髓的，很少很少；能够用中国人的灵魂来观照西方文化的，无疑更少；能够有一副别致的文笔把应之于心者应之于手，肯定凤毛麟角。盗火者文丛的选目就是朝着这个标准。
每一个作者都是饱学之士，翻翻他们的目录，特别是绿原、高莽、柳鸣九几卷，我们约略可以窥得他们走过多少路，读过多少书。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文字，来阅读别样的文化别样的生活，来丰富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增加我们人生的厚度。他们在散文中记述了自己对文学、语言、翻译，以及生活的识见。但细究起来，用学者散文来涵盖这套书，或者用这套书为学者散文举证，都有些弱。冯至、梁宗岱、卞之琳、绿原都同时是优秀的诗人，甚至可以说他们首先是一位诗人，而后才成长为优秀的翻译家。李健吾是戏剧家、萧乾是记者，他们拥有多重身份，他们文字的个性首先得益于他们的创作以及创作所形成的语言的敏感。所以，我们毋宁说这里有浓郁的书卷气。
书卷气，如果用来评论书法，用来评论人，都意味着一种脱俗的风致，一种高雅的品位。书卷气，并非刻意做出来的，而是内在充实自然形于外。所以书法讲幼功，为人讲素养。这启示着大凡境界都需要一种积累和涵养。把书卷气移用来形容文字，取代目前的“学者散文”的说法还是很恰切的。
已经不少人质疑了学者散文的提法，因为该定义非常含糊，它是按照作者的身份来区别的，相对应面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散文。如果是学者型作家的散文，例如张承志的散文怎么归类呢？或者我们以朱自清为例。他的《匆匆》、《绿》、《荷塘月色》等难以归属于学者散文，而《你我》、《论无话可说》等则是学者散文的典范。就影响而言，朱自清的前面这类文章更大些，阅读也更广泛，而就成就和造诣而言，应该还是后面这类文章更高些，文字也更纯熟，风度更雍容（前期的文字，曾遭到余光中的尖刻批评）。如果出一本朱自清的散文选，各类文字兼具，那么把它归属于学者散文显然就不大合适。再例如被讥为“痞子文学”的王朔的作品，本该属于典型的作家文章，但其评论鲁迅、金庸的文字以及《他们曾使我空虚》，也不好一定说不是学者散文。如果孙犁、汪曾祺的读书随笔被排斥在学者散文之外，那只是学者散文概念的偏狭。
移用书卷气这个术语来批评散文，强调一种博知多识，无疑比“学者散文”要好得多，因为它是基于文章的文本内部来评价的。书卷气，要求作者首先要读书。其实，读不读书，读多少书，文字是透出底气的。书卷气，这“气”，相当于呼吸，也就是要有生气、活气，不是掉书袋的滞涩难读，也不是油腔滑调的熟俗曲媚。既然是气，就需要养要求文章有种融会贯通的功夫，涵泳优游，有自得自悟的东西。例如林语堂无疑属于多知多识的，他的文字属于现在所谓“学者散文”；如果我们对照林语堂和周作人，我们就发现林语堂读书还是相对少了太多，文字单调太多，写文章为人为己是两重境界。再例如流行的余秋雨的文字叫文化散文，传媒也谓之学者散文的；但若对照余秋雨和林语堂，我们就发现余秋雨只能算青春期写作。
这样，书卷气的浓淡程度可以作为一个文字评价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成就的高低，而是作品风格特色的一种呈现。例如丰子恺和何其芳，我们不能截然得出结论说何其芳读书比丰子恺少，但可以认定丰子恺的书卷气更浓些，当然不好说何其芳的成就就是低。他们的文字究竟算不算学者散文呢？都难说得很。
“盗火者文丛”柳鸣九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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