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月底，清华大学历史系组织的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将邀请日本著名作家加藤周一来中国演讲。85岁的加藤，像中国的巴金一样，老而弥坚，在日本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活动着，不久前曾和大江健三郎等一道组织了九条会，四处演讲，和日本右翼做斗争。本报约请北京师范大学日语系主任王志松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日语系王成教授就加藤周一的学术做一概要介绍，以飨读者。
“杂种性”，是加藤周一对日本现代文化特征的一个概括。
加藤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中说，明治维新以来大量传入的西洋文化，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日本社会。即便是一个国粹主义者想要赞美日本传统文化，写文章使用的也大都是钢笔，而非毛笔。更为要命的是，用于赞美的词汇竟也少不了借用西洋的概念。当然，日本人并没有因此而变成西洋人，依然喜欢穿和服睡榻榻米，爱喝大酱汤。因此，日本的现代文化既不能称之为全盘的西洋化，也不能仅仅定位于“穿和服睡榻榻米”的传统文化上，而是一种“杂种的典型”。
《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本来是一种相当直观的描述，应该说符合一般人对日本现代文化现象的观察。但问题是，加藤将日本现代文化以此定性为“杂种”，还是对日本知识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因为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界始终涌动着两种类型的“纯化”思潮。一种是国粹主义，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二次大战期间对“天皇制神圣化”的种种宣传。另一种是基于近代化理论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认为，世界史是单一线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任何国家都按同一顺序向前发展。近代以来西洋处于历史进程的领先阶段，而日本则处于落后。因此，日本的现代化，就是不断地消除自身的前近代性和西洋化的过程。
关于战争时期国粹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已是世人皆知，战后日本知识界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动辄就将引发战争的原因归结为日本的前近代性，这种言论看似进步，加藤却从中发现了后一种“纯化”的倾向。且此种“纯化”言论因为有了批判战争罪行的大义名分，主宰了战后知识界的话语空间。而人们对其中的危害性似乎还认识不清，警惕不足。这正是加藤深为担忧之处。因此，他特别指出“日本文化的杂种性”特征显然是有所针对性的。
加藤认为，后一种“纯化”造成了认识上的双重误区。其一，对日本现实问题的把握容易失之于简单化。当时的小说电影里只要母女一发生冲突，女儿就说母亲是老封建。加藤反问，难道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母女间的矛盾会永远消失吗？日本的许多问题并不全是由前近代性造成的，反而更多是在现代化过程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战争时期的“天皇制神圣化”问题，他指出，当时承担“国民精神总动员”工作的知识分子主要的并不是从事传统文学研究的国文学者，而是京都学派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经过西洋哲学的严格训练，在协助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工作时援用的方法论都是地道的西洋哲学。所谓的“超国家主义”也是用舶来的零件拼装而成的。因此，如果在挖掘和批判战争原因时仅仅看到前近代性，没有看见这种拼装，无疑会漏掉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其二，将西洋过于理想化，好像每个英国人都能说一口和BBC播音员同样标准的英语，行为举止也都像贵族学校寄宿生一样彬彬有礼。可以说，正是这种误会助长了“历史主义”的泛滥。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发源于英国，因此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像日本那样遭受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在文化传承上没有明显的断裂。在这一意义上，相对于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加藤认为英国是“纯种文化的典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文化没有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加藤强调说，他对“纯种”和“杂种”两个词没有赋予任何褒贬的意思。“纯种”自有其长处和不足，“杂种”也是如此。日本和英国是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形态，“杂种文化”没有必要对“纯种文化”抱有自卑感。
这样他就将现代日本与现代英国由历史进程的先后关系改变为并列关系，从而否定了“历史主义”单一的进化史观。加藤的“杂种文化论”不单是日本文化论，也提供了一种多元文明史观。
（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叶渭渠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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