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周作人1919年的新诗《小河》说起，由此展开笔，讨论了他对人类学、民俗学的提倡，儿童文学的鼓吹，和“新村运动”的参与等。每到一话题，作者便沿波而讨源，从周的阅读和创作里，去钩索五四前后其思想的欧洲之源头，如英国的安特路阑（即Andrew Lang的旧译）、威廉・布莱克、雪莱，德国的席勒、赫德尔，法国的卢梭等。作者以旧式的朴学之手段，在这些人的思想与周作人五四前后的言行之间，一一建立起了源流之关系。这关系的纽带，有对野蛮人的兴趣，对儿童的崇拜，自然主义倾向，社会与政治的极端信仰等。种类虽然多，却可纳入同一个范畴：那就是本来意义上的浪漫派。作者的“点题之语”―――周作人的“浪漫派冲动”，也便收束于此。
名实之辨，是学术的基本。名实不两称，懵懂、误解，乃至不理解，就随之而来。周作人五四前后的思想、行为，作者冠以“浪漫派冲动”的名目，似是“名实两称”的佳例之一。我读周作人的作品，零零散散有多年，研究的文字，偶也有涉猎。但理解时，却常把周的思想与行为，置于无关的、乃至错误的背景上，故懵懂、误解处很多。而“浪漫派”这“一名之立”，就使我多年来“拈断数茎须”的工夫，显得无效又可笑了。
作者的专业之一，是“欧洲浪漫派文学”，因此对“浪漫派”一词，有着较我们常人更为准确、清晰的定义。关于浪漫派，我本人的理解，犹不脱80年代初“文学概论”课染下的底色。虽不至如鲁迅说的，见女人小腿作诗，就说浪漫派，见女人小腿不作诗，就说现实派，但终归是把强烈的感情之抒发，当作“浪漫”的正经。因此在我眼的眼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是“浪漫派”，周作人只是冷峻的“怀疑主义者”而已，毫无“浪漫”的气息。记得李瓯梵的名著《现代中国文学的浪漫派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里，“浪漫”“不浪漫”的分别，就与我“英雄所见略同”。刘皓明先生的浪漫派标准，则着眼于该运动背后的智力（intellectual）性因素，和历史的逻辑之因素，如进化论，人类学，儿童学，超自然思想，民族觉醒之意识，和理想社会的渴望等。至于强烈的感情，虽也是浪漫派的一侧面，但这个特点，却非浪漫派所专有（如欧洲18世纪的感伤文学），亦仅是浪漫派的“壳”之一面。倘无上述的“瓤”，则仅感情的强烈，是不足称“浪漫”的。持此为标准，去衡量中国现代的作家，则李瓯梵所称的“浪漫派”，我想就只是西方称的“滥情派”（sentimentalism），而五四前后的周作人，才更近于浪漫派的“法统”。
有了这与“实”相称的“名”，我们就可以把周作人的作品，纳入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与西方浪漫派运动这双重的背景之下了。两者投出的光，照亮了周作人身上的大片的阴影。比如他的着迷于“野蛮人”，着迷于儿童文学的非理想，不置于这样的背景，在我们看来，便是“五四”“启蒙”之主流的反动，甚不可理喻了。而在该文作者的笔下，周作人只是把五四的启蒙，如西方浪漫派之对待18世纪的启蒙那样，移至一个新的、更健全的基础而已。从这一点说，我觉得周作人很像他喜欢的英国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他曾以浪漫派的原料，重塑了古典画家约书亚・雷诺兹的启蒙之原则。
文章对周作人“浪漫派冲动”的整个论证，是扎实而可信的，有朴学的简素之风。如周作人与布莱克的诗歌在母题、措辞上的源流之关系，作者的钩索，便不妄言，不自是，结论寓于证据的排比。在这些细致、乃至琐碎的证据中，作者又寄托着更高的学术之抱负。比如周对民俗学的提倡之于民族身份的渴求（yearning）之关系，周的“新村运动”给予毛泽东的灵感等问题，作者皆有深入的思考。从而把浪漫派对现代中国的意义，移出于文学的狭小的范畴。
钟叔河先生曾转引周作人引过的一句话，来说明“周学”的不好做：因为他读的书多。我觉得还不仅是“多”而已。周作人的一生，似是以读书为主业的，写作和其他的行为，只是他读书的“影”与“响”；这一点很不同于其他的现代作家。因此他读了哪些书，对这些书有怎样的理解，理解的偏差及偏差的由来，对周作人研究来说，就不好绕过。以前我曾设想，如果我来做他的研究，该怎么着手呢？但想来想去，不得理想的门。至于原因，是“他读的书多”之外，还有“杂”：汉文的除外，还有英文的，希腊文的，日文的，及转为英、日文的德、法文的。这些源头的材料，除非有西学和“日本学”之相关背景的人，似不大好处理。因此刘皓明先生的文章，可称我当年期之于自己、却学有未逮的一种。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称有“新的材料，才有新的问题”（大意）。打个比方的话，这西学的源头，就是周作人研究的“甲骨”。从这个意义说，这一篇论文，可谓开辟了周作人研究的一片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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