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余英时著《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作者的一个文集，有几篇是上世纪80年代之作，但主要之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写于2004年9月，所以可称为新著。这本书虽不是巨著，但可视为一体，勾勒胡适一生十分明晰，眼光敏锐，见解独到。
在此书出版以前，已有报刊把《从〈日记〉看
上面所说，只是几例考证事例的精到之处。在思想上给我启发的还有几点。
第一，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的重要贡献。胡适在任期里向美国朝野进行广泛活动，得到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这方面论者所述已多见。此书的新发现在于：胡适阻挡住美国向蒋介石政权的诱降力量。大家都知道，战前胡适多次说“和比战难”，乃以为他一味主和。其实，中日战后，他就以为必不能和，必不应和。在他的任内有一件事，以前我未曾闻。说的是1938年中日战后，蒋政权还一直想让美国总统出面调停。于是罗斯福总统有意提出东三省由中日“共享共管”，以此作为停战条件。胡适知道后，不去与美国总统见面，也不向政府报告。他故意放过这次“和”的机会。余英时说，“这件事完全是他一个人独断专行，政府方面似乎事先根本未闻其事。这就是说，他一手遮天，断送了重庆方面屡求不得的美国调停的唯一机会。他个人所承负的责任实在太大了。”胡适在日记里说：“我不避这种责任。”到了1941年11月，日美谈判破裂；同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胡适与人信中说，“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这也就是说，美国参战，他的任务也就完成，心愿也就了了。胡适对于抗日的坚决，维护民族尊严的精神，令人尊敬。
第二，书里研究胡适的自由主义身份。作者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在1929年与执政国民党的激烈争执中才获得明确而具体的展现。”有的研究者说，胡适到苏联访问时受到社会主义影响，后来才消除了这种影响。作者说，从日记上看，胡适在苏联只有两次参观活动，总时数不超过三四小时。“他在莫斯科实在什么真相也没有看到”，所以不能说有什么影响。“他是一个学术本位的自由主义者。”这话是作者1998年在《论学谈诗二十年》里说的。在新著的《日记》研究中，他还引用新公布的美国档案资料，说1950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Rusk）动员他这个“反共而又亲美”的人出来，取代蒋介石政权。他没干。他只是学人。
第三，书里有一篇《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似乎是80年代之作。该文有云：“现在似乎愈来愈有必要在陈独秀与鲁迅的激进主义和胡适的自由主义之外，将梅光迪和吴宓的文化保守主义，置于与五四新文化的同一论述结构之中。”这就是说，梅、吴也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向前的力量。现在已有不少研究者写文章写书，给所谓的《学衡》派重新评价。我不知余英时是不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不管如何，这问题已引起注意。余英时还有较细的论述。他指出胡、梅这两个好朋友本来是一起谈文艺复兴，辩论不已。新出现的文献证明，1916年间，“正是胡适在论辩中不断滋长的激进主义，才一步一步地把梅光迪推向极端的保守主义。”当然在《学衡》创刊之后，胡适与鲁迅一起把梅光迪斥为顽固的胡闹。这时的鲁迅与胡适是一致的，都激进。胡适后来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高兴地说过：“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胡适也有相当的激进主义成分，不是完全主张“容忍”的。陈独秀的这句话现在为许多人不满，这当然有理由。但是当年不是这样的，起码胡适就赞成。五四运动是由多种力量的合力推动的，各种力量也相互影响。这一点作者倒是没有这样明确表述，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意思。细致的、历史的分析总是必要的。
当然，我说这几点引起我的注意，也不能说这种论述就一定正确。学者们还应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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