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阿瑟・米勒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的《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TheCrucible，原意“坩埚”）等多部剧作曾与中国观众见面，他自己也曾于1978、1983年两度来中国访问，他与著名影星玛丽莲・梦
阿瑟・米勒是以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良好形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呈现在中国主流话语之中，并成为中国戏剧界一个重要话题的。
作为新现实主义戏剧大师，阿瑟・米勒更多继承了易卜生的创作传统，致力于在舞台上构筑美国社会的真实形象。他强调剧作家要有切中时弊的判断，并把它体现在作品中，向观众灌输。而在表现手法上，他并不拘于“真实的再现”、“环境和人物的典型性”等现实主义原则，而是更多地吸纳了其他戏剧艺术形态，特别是表现主义戏剧的语汇和技巧。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种现代派戏剧风起云涌，美国剧坛虽然受到很大影响，其现实主义戏剧传统却仍然保持了主流地位。阿瑟・米勒虽然受到表现主义的深刻影响，但并未摒弃现实主义，而是将其成分合理吸收、融化在自己的创作里，尤其是借鉴了表现主义的心理描写技巧，使得现实主义戏剧获取了更加深入的舞台力量，被誉为心理现实主义。在阿瑟・米勒等一批有才华戏剧家的烘托下，美国现实主义戏剧一度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阿瑟・米勒一生写有17个剧本。《金色年华》、《交好运的人》、《代价》、《美国钟》、《一个女人的哀歌》、《某种爱情》、《我什么都不记得》、《克拉拉》、《人人获胜》、《最后一个美国佬》、《破玻璃》等。其中最负盛名，也是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是《全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这三部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都引起了轰动和瞩目。
他于1947年仿照易卜生笔法写出了一部社会问题剧《全是我的儿子》，上演后引起批评界的关注和赞扬，获得了初步声誉。二战期间工厂主凯勒把飞机引擎盖次品卖给军队，造成21名飞行员丧生。他当飞行员的长子知情后，愤而在战场上献生。戏开演时已经是三年之后，凯勒一家的平静生活被长子女友的到来打破，一系列的迹象引起全家人对于凯勒过去所做事情的询问和追索。最终女友拿出长子遗书，真相大白，凯勒在愧恨与悔过的心绪中说出这些死者“都是我的儿子”，开枪自杀身亡。米勒通过此剧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提倡家庭幸福应该建立在社会良心和责任感之上。此剧的情节似乎照顾到了“三一律”原则，现实时间只是一整天，地点未曾改变，结尾则吸收了情节剧的套数：靠了一封信来解扣，而不是推向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局。
两年后，米勒推出了他的经典力作《推销员之死》。这部作品先后获得纽约剧评奖和普利策奖，为米勒带来极大的声誉，使之一跃而与威廉斯齐名，从此与之并驾齐驱，成为奥尼尔之后美国戏剧的代表人物。《推销员之死》通过小人物威利的悲剧，揭露了美国神话的欺骗性。有三十余年推销经历的威利长久沉浸于业务给他带来的吹嘘、夸耀、大话、谎言的惯性心态，竟然使他对不存在的名望、能力、美好前景信以为真，一直到临死前都以为一定能够功成名就，而对毁灭自己的原因一无所知。他的这种误解同样体现在两个儿子身上，这样也就反映出美国一般人的心理状态。以推销术为代表的美国商业文化虚晃的光圈，不真实地折射了民众的价值观，使人们盲目相信并不存在的美好前景。米勒通过这一剧作宣布了普通民众美国梦的破灭，深刻质疑了美国社会流行的价值体系与道德理念。故事发生在一个白天和两个夜晚，事件过程中不断穿插了当事人的回忆，对舞台表演区的不同空间利用和电影闪回手法的应用，使得现实场景与回忆场景交织在一起。这种“闪回”的时空不是倒叙场面，它只存在于主人公的心理感觉中，是一种幻觉的存在。例如威利和查理打牌时想到自己死去的哥哥本，于是本就上场，威利一会儿与查理说话，一会儿又与本说话。这是表现主义将人物心理活动外化的舞台手法。米勒把表现主义的手法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来运用，扩大了剧作的表现力。
米勒于1953年创作的《萨勒姆的女巫》，借17世纪北美萨勒姆镇发生的“逐巫案”抨击了当时美国高压政治的代表麦卡锡主义的猖獗。萨勒姆镇的人们被邪恶的动机拖向了严酷的宗教迫害中，人人自危，互相诬告，只有正直的农民约翰在面对诚实与诬言的选择时，以无畏的精神澄清事实，他因此走向死亡。此剧表现了人们在黑暗障蔽下的宗教和政治环境中的无助感与无奈，讴歌了约翰为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所进行的悲剧性抗争。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参上就刊登过介绍米勒的文章，其中还有他部分剧作的内容提要。1981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黄佐临导演的、米勒自己给中国观众推荐的作品《炼狱》。为吸引观众，此戏公演时改名为《萨勒姆的女巫》。演出十分成功，一连上演了50多场；1983年5月，由英若诚翻译并与阿瑟・米勒本人共同执导的《推销员之死》在北京人艺公演。从此，阿瑟・米勒的作品连同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开始大规模地挺进中国戏剧并发挥其影响。
80年代初期，西方现当代各种戏剧思潮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的主张和作品被大量引进，数量颇多的求新思变之作不断涌现，现实主义原则和方法受到不同程度置疑。阿瑟・米勒作品的上演，让人们重新领略到了现实主义剧作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与感染力。而他的剧作主题与表达内容与中国现实形态的贴近，也更加符合中国人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接受能力和认知程度，因而，阿瑟・米勒作为西方文化中被确认的重量级人物，也受到了中国戏剧界的高度重视。
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沿着他的直面现实精神，去重新寻找、梳理、承传我们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传统，并相继出现了《狗儿爷涅?》、《桑树坪纪事》、《荒原与人》、《中国梦》、《小井胡同》等一系列现实主义力作。这些作品都是关注现实之作。《狗儿爷涅?》通过中国农村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开掘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与迷恋；《桑树坪纪事》写当代农村文化环境中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荒原与人》表现北大荒知青在不可抗拒的命运中的倔强与悲壮……。无论是在艺术对象或是表现方式上，人们都可以发现这些剧目与阿瑟・米勒所张扬的那种现实主义精神之间程度不同的联系。
而阿瑟・米勒作品的心理结构手法和技巧，也在我国的戏剧创作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并更多地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从《路》、《周郎拜帅》等作品中两个“自我”形象并存、组接并相互对话的舞台造型设计，以及重在呈现人物潜意识、梦幻等心象的“独白”手段的大量运用，到《绝对信号》、《狗儿爷涅?》等剧作通过“意识流”方法以及时空倒置等结构技巧的运用，在舞台上营造人物心理空间的成功尝试，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捕捉到阿瑟・米勒新现实主义剧作的影子和灵魂。
我们认识阿瑟・米勒已经好多年了，几代戏剧人都和他打过交道。这位具有非凡洞察力和惊人艺术天才的戏剧家的去世，并不能终止他与中国戏剧的联系，而是更加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怀念，因为正是他，为我们在新时期最先打开了西方戏剧的一扇窗户，使我们得以藉此去观察社会、人生以及自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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