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谈谈《魔侠传》的问题。
首先，《魔侠传》只译了《堂吉诃德》的第一部，所以从整个中译本看来，除了滑稽可笑的闹剧之外，没有任何人文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精神存在。
第二，《魔侠传》看不出塞万提斯的叙事手法―――比如，译本将小说改为只有一个叙事者，即全知全能的作者，这就取消了原著的现代性。塞万提斯“是第一位现代作家，他是小说复调形式的源头”。但是《魔侠传》没有将这种叙事特点表现出来。
第三，《魔侠传》略去了原文中与西班牙历史文化传统互文的语句。《堂吉诃德》最突出的语言风格之一体现在桑丘身上。他妙语连珠，诙谐幽默，张口就是西班牙谚语，而《魔侠传》将贯穿全书始终的主仆二人之间饶有趣味的对话全都译为第三人称叙述口吻，小说“双声复调”的风格被合为一个声部。
第四，除了删减之外，林译也随意增加了自己的观点。最显明的一例是，第一部第三十一章中（《魔侠传》第四段第四章）讲述男孩安德列斯再次遇见堂吉诃德，责怪堂吉诃德上次的多管闲事，不但没能救得了他，反而使他遭受了主人更加凶狠的毒打，而且连工钱都被扣下了，于是他诅咒堂吉诃德说，“上帝要叫您还有天底下所有的游侠骑士都不得好死”（p277）。而林纾在此改为“似此等侠客，在法宜骈首而诛，不留一人，以害社会”；并在括号之内加上自己的评论，“（吾于党人亦然。）”。
《魔侠传》的问题是事出有因的。自1612年谢尔顿（Shelton）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版至1922年，已经出版过几种较好的译本。不过，莫特克斯（Motteux）本在英译本当中并非佳作。约翰・奥姆斯比（JohnOrmsby）在自己译本的序言中曾经这样评述它，莫特克斯（Motteux）本是由多人合译的，虽然是从西文直接译过来的，但是西班牙语的味道经过这么多人之后已经消失殆尽。尽管文字优雅得体，但是它把《堂吉诃德》仅仅当成一部滑稽作品。莫特克斯本的译者们试图以伦敦英语的浮躁和油滑加强《堂吉诃德》的幽默，这不仅是多此一举，而且是对原著精神的篡改。当时口译者陈家麟极有可能选的就是莫特克斯（Motteux）的“杂译本”。虽然，奥姆斯比对莫特克斯（Motteux）本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后者把《堂吉诃德》仅仅译作一本滑稽小说。但是，在19世纪之前，世人对《堂吉诃德》的接受基本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所以也不是莫特克斯（Motteux）特别具有的坏处。直到1860年屠格涅夫还批判俄国读者只把堂吉诃德当做滑稽家。但英译本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林纾对《堂吉诃德》的理解。他似乎没有把它当做是和《茶花女》、《艾凡赫》、《大卫・科波菲尔》、《汤姆叔叔的小屋》等等那些他曾经倾力翻译、热情推崇的许多名著一样来看待。
还需要指出的是，《魔侠传》它是林纾去世前一年出版的作品。后期林译小说，被钱钟书先生称为“老笔颓唐”，而且“态度显得随便”，甚至有些“漠不关心”，译作中再难见到序、跋、题诗、按语、评语等等，也很少表达自己对所译作品的见解；与前期那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充满自信的林纾判若两人。钱钟书先生认为“林纾六十岁后没精打采的译笔”将“塞万提斯的生气勃勃、浩瀚流走的原文”译得“死气沉沉、支离纠绕”。当然，杰出的英译者奥姆斯比也承认“事实上，无论是英语还是其他语言都难以有令人完全满意的译本出现，这不仅是因为西班牙谚语几乎无法把握，不可译的词语成千上万，更重要的原因是，《堂吉诃德》的幽默韵味主要归功于它的警句式的洗练简洁，而那是西班牙语特有的，其他语言只能隔着一层进行模仿”。所以《魔侠传》与原著的风格“不对等”，也并非中国译者特别的无能，而实在是个世界性的普遍难题；更何况，1922年的林纾，晚景凄凉，又如何能有心情体会塞万提斯的奇思妙想和妙语连珠呢？
最后，考察《魔侠传》还不应该漏掉一个特别关键的因素，就是与林纾合作的口译者陈家麟（字黻卿，直隶静海人）。他是与林纾合作翻译作品最多的口译者，除未刊10种之外，还有单行本58种。总的来说，陈家麟在林纾的合作者中，既不及王寿昌文学素养深厚，又不如魏易英文好，虽说二人合译最多，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错误也较多地出现在他们的合作成果中，比如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都译成小说；而且所译中有大部分是三流作品。口译者的水平高下直接影响到林译小说的质量。陈家麟是后期林纾最主要的合作者，但是那也正是林纾的翻译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而《魔侠传》恰恰是二人此时合作的结果。
金克木在评论《魔侠传》时说，“林译出来，毫无动静”。由于《魔侠传》的上述特点，所以从创作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直接接受了它的影响。彼时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膜拜塞万提斯。与《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等引起广泛阅读和反响的林译小说比起来，《魔侠传》得到的只是寂寞无声。当然，1922年的林纾已经被新文化运动席卷过的文化思想界视为一个老朽落伍之人，白话翻译小说已成主流，谁还会去阅读一个根本不懂外语的“翻译家”以文言译就的“古董”呢？
其次，作为讽刺小说的《堂吉诃德》嘉年华式的闹剧风格，并不符合五四后文坛的时尚，也就无法赢得大批读者。当时五四小说已经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引领新风新雨，各种新潮你方唱罢我登场，最怕“落伍”二字。既如此，一种被打倒批臭了的小说类型，包括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四种曾经在晚清文坛引领风骚、产量丰沛的小说类型很快被清理出文化精英的视野之外。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堂吉诃德》虽是外国文学经典中的经典，又如何能俘获读者芳心？
《魔侠传》虽以“魔侠”为名，但既非武侠也不言情，既不黑幕也不科幻，它所讽刺批判的是距离中国人过于陌生和遥远的骑士文学，无法直接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它是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时代中被视为“封建遗老”的林纾以文言译就的，即使它如前期林译小说一般优秀，也无法再现彼时“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震撼与冲击。无论是林纾（林译小说），还是《魔侠传》所标示的闹剧式的讽刺小说类型，它的故事、它的文字风格、它的篇章结构，既无法满足学习西方变革中国文学的五四精英们的迫切诉求，也无法满足市民层读者群的消遣娱乐心理。就这样在不新不旧的尴尬中，《堂吉诃德》来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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