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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食事

2005-03-3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粥和饭,从本质讲,并无不同,只是水放得多寡而已。

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谱》里作了一个权威的论定:“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尹文端公曰:‘宁人等粥,毋粥等人。’此真名言,防停顿而味变汤干故也。”

食粥一事,中国旧时文人笔下时常涉

及的。宋代费衮《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张文潜粥记》,讲得最透彻了。“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

这与宋代陆游的一首《食粥诗》,主旨上颇为相似:“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他们所以把食粥提到养性命,求安乐,得长生的高度,其实,这是和我们中国这个农业经济社会靠天吃饭,经常因天灾人祸,十年九荒造成的粮食匮乏状况相关联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的“稀”,也就是粥。这种农家饮食习俗,并不表明种田耕地的农夫,不习惯一年到头天天吃干饭,而有喝粥的瘾。非也!问题在于忙时吃干,闲时也吃干,到了青黄不接之际,瓮空罐罄,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那勒紧裤带的日子就难熬了。

张文潜、陆游的食粥,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寒文人于困顿中的超脱,于窘迫中的豁达,于匮乏中的安恬,于平淡中的自适。他们笔下的粥,就不仅仅是果腹之物,而是精神上的自我宣示了。

苏东坡由湖州任上量移密州,调差之际,曾约秦观、参僚同游镇江金山寺。由于当日随后风浪大作,船只无法返航,遂留宿僧寺,在那里,他作《大风留金山两日》诗一首。最后两句为:“潜山道人独何事?半夜不眠听粥鼓。”

所谓“粥鼓”,就是寺庙清晨传膳的击鼓声。

此时的苏轼,由于经受不了官场的倾轧,小人的排挤,主动要求外放,离开朝廷,放浪江湖。初初领教到失落,冷淡,白眼,排挤的滋味,能够切身感受平民的心情。这才使他有僧寺里与众和尚在一起,饿着肚子等待清晨那顿粥时,既亲切,又迫切的体验。文人要放不下架子,而且太快活,太优裕,经常处于酒足饭饱,声色犬马,桑那按摩,三陪服务的大满足中,是不容易体会到饥饿、贫穷的真情实感的。

苏轼另一首求粥的诗:“老我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杖君家去。”这时候的苏东坡,已经是饱尝人情冷暖,深知世态炎凉的一谪二贬之人,更是坦荡无遮,文人本色。这种闻粥而去的落拓不羁,浪漫情怀,多少是他身处逆境中的精神抗争了。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什么人能跟什么人相通,来往,交际,接近,是有其规律的。看《水浒传》便可知道,凡赞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汉,才聚齐到梁山泊;淡茶一盏,薄酒一杯,小菜一碟,谈诗论文,肯定是《儒林外史》中文人雅士们的集会;而吆五喝六,猜枚行令,觥筹交错,水陆纷陈,不消说,在座的便是些《三言两拍》里官佐商贾,市井小人,酒肉朋友,饮食男女之流;若是听到抬轿吹拍之声,捧场喝彩之词,帝王伟大,长官英明,上司正确,老爷英明,便知是《官场现形记》里的盛会。

道理很简单,彼此同为肉食者,脾性能接近;大家同是喝粥者,心情易相通。

旧时文人,很提倡甘于清苦的精神,在《颜氏家训》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说他“有疏亲故属,”凡“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只有自己饥饿过,才能体会别人饥饿的痛苦,裴子野与众亲友一齐捧碗啜粥,那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温馨场面。同样,从郑板桥《家书》看到,给他弟弟的信里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也可知只有自己清寒过,才能了解别人清寒的窘境。中国文人与粥,这种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于他们自身的贫苦体验而来。正因如此,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里,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间的疾苦。

由此看来,若曹雪芹一直过着“钟鸣鼎食”,“锦衣饫食”的生活,未必会写出《红楼梦》来。他的文友敦诚,敦敏兄弟,在诗中说到他贫居北京西山时的窘迫景况,“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使我们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于他家境没落以后,处在生活贫穷线上,才了解到人世的沧桑,时事的艰窘,仕途的险恶,命运的坎坷吧?

敦诚的诗,自然有诗人的夸张成份。曹雪芹那时的确生计艰难,但尚可以到小铺去赊二两酒,看来,还不到只是以粥果腹,舍此别无其它的地步。因为,按常理,即使再薄的酒,也比再稠的粥,多费上几文。何况中国人喝酒,最起码要一碟花生豆吧,连斯文扫地的孔乙己,还以茴香豆下酒呢!若以郑板桥自叙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顿无下顿的七品县令嘛?要饿得两眼发青,曹雪芹写不出《红楼梦》,郑板桥也画不出墨竹了。然而,他们过着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无疑问。在物质水平上,与大多数人相同,因此在认知上,更接近劳苦大众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着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饱嗝,从无饥饿之苦,穷困之痛,也就难以与喝粥的中国大多数人共鸣,便一点不奇怪了。

中国旧时文人,由于喝粥的结果,多半喝出一个淡泊的精神世界,实在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他们或坚贞自守,或安贫乐道,或充实自信,或知足不争,但在他们的笔下,却总是程度不同地要发出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对世界的真实反响。有的,哪怕为之付出生命,也要说出大多数人想说的话,这就是喝粥文人与大多数喝粥普通人的心灵感应了。

文学,要都是风花雪月,虚无缥缈,没有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恐怕也够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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