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南开大学出版社，很多读者都会想起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著名教育家吴大猷先生，他们都曾在南开大学出版社任职，大师学
20世纪上半叶，民国的四大名报《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就有半壁江山落户津门。《益世报》是民国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印行的中文日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为天主教神甫雷鸣远。《益世报》的宗旨是“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尽管这是一份以西方教会为背景的报纸，注重宣扬西方思想文化，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能比较客观地进行报道。1916年，在天津发生了法国人要越界侵占老西开事件，法租界的中国员工掀起大罢工，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此时，《益世报》就站了出来，公开替中国人说话，严词抨击法国侵略势力的卑劣行径，报纸因此而销量大增。
五四运动期间，《益世报》对学生爱国行动更是全力支持，因此受到爱国人士和知识界的赞许，成为当时“天津最著名的报馆”。就读于南开学校的周恩来，对《益世报》这一突出表现深为赞赏，曾以飞飞的笔名发表文章称“我是爱益世报的读者”，“我们也很尊重他（指《益世报》――编者）”。当然，《益世报》有时对各派政治力量、政治事件也表现出了不够鲜明的态度，例如对中国军阀混战，该报忽而奉系，忽而直系。1919年8月5日，周恩来离开天津赴日前夕，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文章，对《益世报》提出了质疑，题目是《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8月6日，周恩来又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再问益世报》和《黑暗势力》两文。值得肯定的是，这3篇质问《益世报》的文章后都被《益世报》转载。
1920年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时，欣然接受了益世报社的约请，作为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海外通讯。1921年2月1日，刚刚抵达伦敦的周恩来，即发回了第一篇伦敦通讯，3月2日又发回了第二篇西欧通讯，仅隔一周又发回了第三篇通讯……在周恩来留学期间，共为《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达56篇之多，总字数达25万多字。刊登在《益世报》上的这些通讯，满足了国内读者急切想了解一战后欧洲社会各方面情况，以及海外中国留学生在异国他乡艰苦生活、斗争的真实情况的阅读需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益世报》先后请罗隆基、钱端升主笔，连续发表了《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爱国无罪》等一系列评论，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镇压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行径进行了激烈抨击，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之后，《益世报》成为武力抗日一派的言论喉舌，一些重要的社论相继刊出，报纸销量大幅上升。当时天津报馆林立，有近70余家的大小报纸，而《益世报》日销量可达4至5万份，几乎每天报纸一上街便被抢购一空。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同样，也容不下一张有正义感的报纸。《益世报》被迫于1937年9月停刊。1938年12月该报在昆明复刊，1940年迁至重庆。抗战胜利之后，《益世报》在津门的叫卖声又响了起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益世报》也随之被接管停刊。至此，创办30余年的民国四大报之一的天津《益世报》宣告结束。
岁月如水，川流不息，《益世报》自创刊至今，已倏然跃过90个春秋，即使距离天津《益世报》的停刊，也有半个世纪之久了，那曾经充满正义感的《益世报》，如今已经尘封为历史。历史有些会被忘记，有些却难以逝去，不时被人提及，时时惹人深思。90载后的今天，南开大学出版社等3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益世报》全套影印本，就是对一段难以割舍的历史的回眸，是对珍贵的文化遗存的再一次提及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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