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人文人，科学人也有一个走出夜郎主义的问题。华山自古并非一条路。在科学之外，
还存在着认识世界的其他方式，诸如艺术的、知觉的、思辨的、宗教的、情感的认识途径。当科学王卸掉它的霸主桂冠/负担，从狭小的夜郎国走出来的时候，它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一个广袤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将展现在它面前。
李醒民先生，您好！
拜读了先生发表在3月16日《中华读书报》的《不必向后现代思潮“臣服”》一文，受益匪浅。您为“后现代主义交锋丛书”所做的贡献令人钦佩。您在文中倡导的许多观点我很赞同。特别是您关于当代思潮“应该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必要张力中为自己开辟正确的前进道路”的看法，关于“发掘科学的文化意蕴和人文意义”的建议，我认为都是非常宝贵的洞见。但在细读全文的过程中，感觉您在对后现代的理解上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误解，这里愿借《中华读书报》一角，结合我个人的学习和生活体会谈谈我对后现代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多少回应一下您对我的指摘。冒犯之处，请海涵。
一、关于妖魔化后现代的问题
如您所知，或许由于其自身对现代性亦即资本主义现代思想体系和“划一性”思维方式的大规模的批判，以及对一种鼓励历险的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的倡导，后现代自传入中国的那天起，就烙上了一种原罪的印迹。“人本主义的大敌”，“反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反理想主义”，“学术商业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各式各样的帽子都往它身上招呼。有关后现代的一切被国内一些学者称为“后现代垃圾”，更有台湾地区作者将“后现代”与“癌症”连在一起，发明了“后现代癌症”一词。其对后现代之憎恨、厌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您本意也许并非要加入这曲妖魔化后现代主义的大合唱中，但您不仅把文章题目定为“不必向后现代主义思潮‘臣服’”，指责后现代主义“好走极端，往往故做惊人之笔”，而且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将“荒诞不经的呓语”与后现代联系在一起，将“视野萎缩的哲学盲人和意志膨胀的哲学狂人”与后现代主义者联系起来。这一切使我有理由怀疑您依然没有摆脱他们的影响。我想您应该同意，简单化、妖魔化对于任何严肃的研究（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哲学研究）都是不足取的。
以我的观察，作为当代具有重大影响的一股世界性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自身无疑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局限，但它的重大的理论贡献则是不应抹杀的，那就是它通过揭示世界的复杂性，事物的不确定性而强有力地挑战了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划一思维”或“同一性思维”，从而促使我们重新省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其中包括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等。这是后现代思想非常厚重的部分，值得做艰苦细致的研究。妖魔化或漫画式的批判，则无助于这一研究。
至于后现代思想家本人，也绝非跟着“虚无主义”节奏舞动的“哲学狂人”。德里达的故事我已说过（参见《永远的遗憾―――写在后现代哲学大师德里达逝世之后》，载2004年11月24日《中华读书报》），但我毕竟没见到他本人。这里我想以我身边的一个著名后现代思想家为例，一窥后现代主义者的为人。我讲的是小约翰・柯布（JohnBCobbJr.）博士。他是《后现代科学》的编者大卫・格里芬的老师，日前刚庆祝完80岁的生日。许多中国学者到过他位于克莱蒙市剑桥街777号的寓所拜访过他，对这样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住在这样一处暗暗的二间平房里感到惊讶。这是柯布博士自觉的选择。因为他多年前卖掉了豪宅，将款项大部分捐给了过程研究中心，他与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达利合著的《为了共同的福祉》获得国家级大奖后，自己所得的奖金也捐了出去。房子暗是为了节约能源。老人2002年访问中国后，我曾问他对中国的印象如何，他感觉一切都好，说他惟一的不满就是请吃饭太浪费，提醒中国还有许多穷人食不果腹。这样一位言行如一的老人，显然与“虚无主义者”，“哲学狂人”无缘。
二、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不能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截然对立起来”。（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格里芬教授近年来曾尝试用“后现代现代主义”（Postmodernmodernism）来替代“后现代主义”，从而淡化二者之间的对立色彩）但您在随后的讨论中似乎却又紧紧坚守着二者壁垒森严的界标。例如，您坚持认为，爱因斯坦的诸多后现代思想就是在坚持现代科学观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为什么不能说爱因斯坦的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很有可能是他后现代思想的产物呢？
感觉您依然对“后现代”做了“时代化”的理解，亦即线性的理解。那就是先有前现代，现代，后有后现代。其实，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讲的“后”更多的不是在线性发展意义上讲的，也不完全是在时间意义上讲的，更不是在“反对”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辩证地“否定”、“扬弃”、“超越”的意义上讲的。这样您关于马赫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不错，马赫是生活在19世纪，应属现代（您在文中称之 前 现代），但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应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爱因斯坦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也超越了他的时代，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他以自己的相对论为后现代主义奠定了科学基础。因此之故，格里芬在《两种伟大的真理》一书中则索性称之为“后现代世界观”的奠基者之一。（大卫・格里芬，《两种伟大的真理》，伦敦：西敏斯特约翰瑙克斯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三、关于后现代与科学的关系
您关于“科学人要特别警惕和消弭科学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心态”的呼吁讲得特别好。在我看来，这暗合了后现代对开放心态的呼唤。拥有一种向他者开放的态度，拥有一种海洋般的心胸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所提供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之一就是它的“开放的心态”。
现在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科学的“强势中轴地位”（李醒民语）业已形成，科学的霸权业已建立。不知您有何良策罢黜科学的霸权？有赖科学家的自我修养？静候科学内部的自我革命？或许不存在单一的药方。虽然您不喜欢“外在的科学批判”，但后现代的确有助于动摇科学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地位，有助于撼动“科学的神的形象”。
毫无疑问，后现代与科学本身无仇。它与科学的关系不是东西风的关系，但它却是一切霸权主义包括科学霸权主义的天敌。您主张科学与人文修好，但是如果缺乏起码的尊重意识，平等意识，恋爱的双方有一方霸气十足，骨子里根本看不起另一方，这爱怎么谈？这好如何修？
有鉴于此，我还是建议多多弘扬“尊重他人，倾听他人”的后现代意识。尽管您认为这种意识已经“俯拾即是”了，我则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专制盘踞上千年的国度里，要使人从心底里服膺、拥抱这一意识，我们仍有长路要走。
在我看来，科学人没有必要把后现代视为敌人。因为后现代对科学的挑战是危机，也是机会。说它是机会，是因为后现代反对的是科学的霸权而不是科学本身。失去了霸主地位对科学未必就是一个损失。后现代思想家通过解构“主人与奴隶”的对立关系发现，看起来耀武扬威的主人由于始终与奴隶对峙着，每分每秒都生活在不自由的状态。同理，摆脱霸主地位的科学可以像平民一样自由地呼吸，从而得以重新焕发自己的魅力，在向人文学科的开放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我想到那时大概就不会出现“科学，要说爱你不容易”的情况了。我曾在汉语“夜郎自大”的基础上造了一个英文概念“Yelangism” 夜郎主义 ，指一种自以为是、妄自尊大的闭锁心态。您呼吁“人文人”从夜郎主义走出来，我完全赞成。因为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对他者的闭锁心态。因此可以把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看做从闭锁心态向开放心态的转变，其核心是对他者的态度问题。这里讲的“他者”不仅包括其他人、其他文化、其他民族、其他学科，而且包括女性与自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运动在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里找到了理论支持。
西方现代性对他者，对差异的典型态度是“容不得”，是打压。而后现代主义则使差异拥有了 立足之地 。（JohnBCobb,Jr.,Postmodernism and Public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 ,p.50.）在建设性后现代奠基人怀特海的整个哲学中，差异概念始终扮演者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与赋予差异消极色彩的传统相反，怀特海以一种非常肯定的眼光看待差异。在他看来，正是差异为更高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他强调，存在于人类社群之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人类的精神冒险之旅提供了“驱动力和原材料”。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的结尾处怀特海有一段文字非常警世，在那里他强调指出：“习俗与我们不同的其他国家并非敌人。它们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人需要邻居具有足够的相似处以便相互理解，具有足够的不同之处以便激起注意，具有足够伟大之处以便博得敬仰。”（White head,Science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7 ,p.207.）
我觉得不仅人文人，科学人也有一个走出夜郎主义的问题。华山自古并非一条路。在科学之外，还存在着认识世界的其他方式，诸如艺术的、知觉的、思辨的、宗教的、情感的认识途径。当科学王卸掉它的霸主桂冠/负担，从狭小的夜郎国走出来的时候，它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一个广袤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将展现在它面前。那里有各式各样认识世界的方法，科学自然知道如何在与它们的遭遇中证明自己，滋养自己，丰富自己，如果它真是科学的话。您说呢？
我之所以要这样讲，并非出于对科学的恶意（如您提到的，我们每天享受着科学带来的巨大福祉与便利，感谢都来不及，何来恶意），而是基于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我国当代主流科学共同体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沙文主义”的问题，或许他们是由于忙于发明创造而无暇顾及这个问题。但问题是，不卸掉霸主的桂冠/包袱，不走出科学沙文主义，不向人文学科开放，不同其他学科展开对话，科学又能走多远呢？海纳百川，有容为大。今日中国科学的滞后，大科学家的稀缺，恐怕与我们的科学夜郎主义不无关系。相信您在这方面比我更有发言权。我想如果能因着我们的讨论唤起主流科学共同体对后现代所提出的问题的关注与反思，那将是我们对话所能产生的最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之一。但愿我这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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