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苏珊・桑塔格之所以会对疾病的隐喻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源于她罹患癌症的切身体验。1977年，在桑塔格44岁的时候，她被诊断患了乳腺癌。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她接触到了大量的医生和病友，以及大量的有关疾病的文献。她深深地感到，在疾病带来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在很多人的眼里，癌症=死亡，死亡的隐喻缠绕着癌症，这使很多患者悲痛和沉沦，甚至放弃治疗。不仅如此，癌症还隐喻着病人人格上的缺陷，“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这令桑塔格感到痛苦和愤怒：“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仅仅被当作疾病来看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本来纯粹是身体的病，却被当作隐喻，从中阐发出种种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从自己的体验，桑塔格对此有了切肤之痛。她决定写一本有关疾病隐喻的书：“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作者考察并批判了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在“作为隐喻的疾病”这部分里，桑塔格以结核病和癌症为例，反思疾病隐喻的历史及危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习惯于对人和事物进行等级制的划分，除了社会意义上的阶级阶层的区别，即使是人的身体也被区分“上半部”和“下半部”，那些发生在上半身的似乎都是灵魂的病，而发生在下半身的则成了肮脏的、邪恶的病。这样的等级概念人为地割裂了人对身体的感知，使人对身体下半部所患的病羞于启齿，并会有犯罪感，仿佛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结核病被描绘为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人们赋予因结核病而导致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而这一切仅仅因为结核病的病患部位在身体的上半部。“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么让人感到羞愧了。”在身体的等级制度下，疾病也开始建立起森严的等级，而作为一种隐喻，它们又被带回到社会等级制中间，帮助区分人的社会身份。
不仅癌症，其他一些严重的疾病更是陷入了形形色色的隐喻。比如人们通常以瘟疫来隐喻外敌、异教徒、反对派、某种非正统的道德风尚、革命和骚乱，以癌症来隐喻潜伏在自己内部的阴险的敌人，以梅毒来隐喻生活腐化和堕落，而肺结核带来的柔弱、敏感、苍白则被当成了一种流行的浪漫形象，似乎患上肺结核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优美心灵在身体上的一种体现。在前一种情形下，疾病的隐喻被用来当作一种社会动员或政治迫害的工具，而在后一种情形里，疾病的隐喻则被用来抬高患者的精神地位和价值。隐喻之下的疾病不仅成了死亡的帮凶，更是政治压迫、种族歧视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逐渐成为一种新流行病时，桑塔格从中发现了那些古老隐喻的幽灵再现，在1989年她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她说：“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耻辱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这是一本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的书。病是一个隐逸的凶手，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现身，人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人能避免和它打照面。而且在现实世界里，不知名的怪病、凶险疾病层出不穷，比如近年来肆虐一时的SARS、禽流感、埃博拉等等，疾病不断地在挑战人类的尊严和自信。因为“在科学的原野中仍有黑暗的地方”（爱因斯坦语），因为对死亡心存畏惧，因为情感的焦虑，也因为面对未知世界的鲁莽和草率，我们的社会里关于疾病的隐喻仍比比皆是：“乙肝歧视”、“艾滋歧视”、“SARS恐慌”……而就在我们中间，既有疾病隐喻的制造者、传播者、利用者，也有受害者。病本身已让身体和精神蒙受痛苦，而隐喻这附着在疾病之上的象征意义则要施加另一层的重压：病及其隐喻，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跨越时空，和作者达成共识：对抗隐喻，摆脱隐喻，让疾病复归真实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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