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自称的女性主义者，写下这样的标题，感到脊背有些发麻，仿佛虚空中有素手纤纤指向我的脑门，键盘上的手指也不免有些颤抖。然而，这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就会有美容整型的广告扑面而来，五花八门的瓶瓶罐罐、刀刀剪剪向你宣示，它们可以消除你的什么什么，提高你的什么什么，增加你的什
在传统社会中，美貌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附加值，是天上掉下来的饼，只与运气有关，很少成为后天努力的目标。然而，今天，即使白雪公主的后妈转世，也不必采取既风险高又社会效益差的恐怖主义手段，只需要打开电视，遵循广告商的指引，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造自己，也可以把自己打造成别人。当然，这个可怜的恶女人还会遇到新的难题，因为这种技术即使专门为她而发明和投产，也必将迅速地由王后专用转为万民通用。
当美女从天然变成了人工，当每一个女人的美丽指数都在大幅度地提高，女人将会怎样？
有一次去银行，被要求交一张身份证的复印件，我在跑出去找复印店的时候，想到了权利问题―――既然是银行的需要，为什么要我来提供？继而想到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什么银行敢于要求我提供一份复印件？那是因为，复印机已经成了这个城市里随处可见的东西，不需要费很大力气就可以找到。倘非如此，银行职员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把我的身份证号码抄下来。所以在这件事儿上，这个发明方便了银行，麻烦了我。即使我是那个发明家，也只能乖乖地跑出去找复印机―――正符合老话说的木匠和枷的关系。有人说，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能使人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在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之后，人们可以选择用电灯，也可以接着点蜡烛。这话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其实只是听起来好像而已，完全经不起推敲。科学及其技术改变的是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不是个体所能够选择的。就好比在蜡烛时代，一个普通人想要拿电灯当蜡烛用，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爱迪生还没有生；而反过来在电灯时代，一个普通人想要把蜡烛当电灯用，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比尔或者盖茨发神经，要不然，点上两天就得吹灯拔蜡。
在有电灯之后，电灯就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默认的照明装置是电灯，而不是蜡烛。当我们走访邻家的路上，我们也从来不会想过，他们家选择了蜡烛！技术已经内化到人类生活的内部，你只能接受它，而没有能力排出它。因为你在放弃技术的同时，也放弃了建构在这个技术之上的人类社会。所以放弃，意味着自我放逐。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专栏作家继续保持纸与笔的写作，拒不使用互联网呢？这样的作家又能开出多少专栏，又有多少编辑肯与他保持联系呢？在数码相机的小型化与家庭化之后，又有多少摄影记者能够保持绝对的胶片立场呢？
效率更高、效力更强的现代技术并没有使我们多一些选择，相反，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使我们失去了选择，而只有被选择。它使我们的主体价值遭到了消解，而不是得以丰富和提高。庖丁解牛，合桑林之舞，中经首之会，把屠宰这么一个血腥的行为变成了艺术，可谓暴力美学之鼻祖。遥想当年，庖丁先生批大谷阝，导大?，官止神行，游刃满志，那种从自己的技艺中获得的快乐、自豪以及尊严，是在现代化的屠宰场里按电钮的工人们无从获得，也无从体会的。科学的技术把更多的功能内化于工具之中，人的技能因素则越来越不重要。庖丁掌握了自己的刀，达到了刀我合一的境界；而现代屠宰场里的工人，只是屠宰机器的一个外设，一个终端，他必须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遵循机器的程序，执行机器的指令。
在屏幕上走过的光鲜可人的一条条美女后面，是一个个瓶瓶罐罐，一把把刀刀剪剪。作为观赏动物，她们为广大女性提供了效仿的样板。现代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任何一位女性都可以利用瓶瓶罐罐，大幅度地提高或者保持她们的美丽指数，同时也使美女分布的统计曲线发生了偏移。进而导致了美女需求量的与日俱增。去年参加陈久金先生《星空解码》的新书发布会，赫然发现会场两侧竖立着两行旗袍美女，如同两排硕大的花瓶。在我们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美丽的女性也不再罕有，而成为平常。就算是小二黑，也会把美丽指数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当美女由奢侈品变成了日用品，女人将会怎样？
一方面，那些瓶瓶罐罐都是应女性的需要而发明，并为女性所欢呼，所使用，所选择。另一方面，瓶瓶罐罐也成了女性不可须臾离开的一个部分，犹如近视的眼镜，犹如发明家的复印机。每天早晨，职业女性必须遵从化妆技术指定的工序，霜露油液脂膜乳粉，工序日趋精细，用时逐日拉长。当刘巧儿拿起剪刀，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剪出一朵朵窗花的时候，她的周身上下都会焕发出创造的快乐，洋溢着人性的光芒。而当对镜贴花黄的简单动作，演变成几十分钟的复杂程序的执行，我不知道其中有几分欣悦，几分无奈？亦或可如庖丁般合于拉丁之舞，切于爵士之音？
看起来是一个个女人主动地选择了一个个面子工程，进行自我塑造。而实际上，素面朝天的女人即使天生丽质，也会失去很多无形的机会―――工作的机会，被未来的心上人关注的机会，更不用说要被老板呵斥了。因为一个人放弃技术，就相当于自我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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