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高校的知名教授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现在高校教材出版的状况，“或放任自流，或占山为王，甚至还出现了80年代的老教材到现在还在使用的可悲境况”。话可能是带有点愤激的情绪在里边，但是也不无真实地点出了高校教材存在的某些弊病。教材有问题，但这并不是教材本身的问题。承载着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高校教材“一
呼吁大学教材出版的良性环境
“现在的教材数量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很差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赵敦华教授如是评论。他认为，面对这种情况，应采用一种市场经济的方式来鼓励不同的教材竞争。“质量好的教材会有更多的人选用，质量差的就会慢慢退出市场，被市场淘汰。”他认为，关键的前提是应该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机制。与经济活动一样，如果采取保护政策，搞指定教材的方式，则教材的质量就会停滞不前。
无独有偶，复旦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熊庆年也如是评价现下的高校教材建设。“现在的教材建设还是带有太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总是由相关行政部门出面组织，指定由某人编写，带有强烈的计划性、统一性。”但是，他认为，大学教材建设应该多样化，应该百花齐放。“现在很多的指定教材，千人一面，未必符合学术发展的百花齐放的规律。”所以，他希望大学教材的出版能有一个良性的环境，多一些有个性的、鲜活的由个人完成的教材选题。对于出版这一块，他认为一些出版社还是太注重利益、利润，知道抓住了指定教材就是抓住了发行量，却很少开发自己的教材，导致现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东西还是不多。
对此，吉林大学校长、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刘中树教授一言以蔽之，“应该百花齐放，各显其能。不主张统一用官方指定的教材”。他认为，要得到精品教材，要发挥出大家的积极性，只能在使用中充分竞争。
教材编写应集中不同学术观点
对于现在很多教材通行的集体编撰的方式，熊庆年认为对高校教材建设是有好处的。但他提出，如果这种集体编撰最后演变为由政府部门指定某权威，定下条条框框，别人只能往里边装东西，那就大大地变味了。他认为，事实上，权威只能够代表他自己的声音，而学术观点、学术源流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学生应该接触到不同的学术观点。
对于优秀教材的评判标准，刘中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够综合反映不同的学术观点和见解，教给学生自己思考的能力。但他同时指出，“教材不是论文，要把握其中的界限和分寸”。清华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王孙禺则用国内国外教材的对比来说明这一问题。“感觉国外的教材比较注重各种学术观点的集合，引经据典的情况比较多，论证非常认真、仔细。所以各种观点的学脉、学理非常系统和清晰。”王孙禺表示，国外教材还很注重各种不同观点的集合，或者同一观点的不同解释，但我们的教材却比较强调系统性，往往一口气讲下来，没有什么其他观点的罗列和分析，当然这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是很方便的了，但对于开拓学生的思路却没有助益。
“当然，有些教材并不是水平高低的区别，而是体现了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某一教材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就薄弱一些。”所以，赵敦华认为，对教材的评价要采用多样性标准。即使是同一学科，也不应采用单标准的教材。而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多样性的标准就更重要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谈到大学教材的出版质量，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林闯教授认为，现在很多教材注重学生有什么问题就给解决什么问题，但在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上边教授得不够，在教给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上也谈得不够。“比如说有一个公式，可能就只是告诉你怎么推导出结果，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推导却没有告诉学生。”“我们的教材总是过于强调完整性、系统性，而我认为优秀的教材应该学会删繁就简。”他的同事王孙禺也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到科技的发展，我们总要从电子管、晶体管讲起，最后讲到集成电路，其实这就没有什么必要了，电子管、晶体管其实对现代生活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影响，而国外的教材往往就直接从集成电路开始讲起了。”他表示，我们的教材内容总是比较多、繁，总想把问题说清楚，其实这样给学生留下的空间并不大。他认为，精品教材，就是应该每个字都有价值，看起来明白。他同时表示，目前我们的教材在方法论层面的东西还是反映不够。
学科的发展与教材的滞后
华东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王晓玉则提出，对于高等教育教材建设而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新学科不断出现，教学按序进行，却没有可以使用的教材。“比如一批新涌现的学科，像广播电视学、广告学、新闻学等，学科的分支已经划分得非常细了，但是很多课程就只有教案，没有教材。”她告诉记者，比如“播音与主持”专业，就几乎没有教材，但是起码有170个系在开这个专业。
其实，很多新兴学科都是仓促上马的，常常是“因和尚设庙”，有了一两个人就设系，甚至设学院，等招了学生后慢慢再发展，对此，王晓玉不无讥讽地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成“圈地运动”。“到最后，一个人的教案往往就变成一个人的书，掌握的材料也不扎实，观点也经不起推敲，这些新兴学科的教学质量如何能够保证？”
对此，王孙禺也深有同感。他认为，现在的高校教材内容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出版的周期也比较长，不是特别及时。
评价机制和政策导向的问题
现在有能力、有经验、有水平的老师参与到教材工程里的并不多，很多教材都是博士生、博士后翻译翻译就出书了。对此，林闯分析说，对很多老师来说，编一本教材还不如出一本专著，因为专著可以作为科研成果计入评职称的奖项；或者也不如做一个科研项目，可以有经费的支持。越是有能力的老师，在科研方面牵扯的精力就越大。虽然对于鼓励老师编写教材的宣传、支持和国家的引导都有，但显然力度不够。
对此，王晓玉也表示，如果在经济、社会舆论和其他种种方面不对教材加以扶植，好教材很难出来。同时，她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的高校教材建设中有严重的本位主义，总有一些名校以老大自居，认为自己编的书就是最好，偏偏很多选用教材的学校也有这种心理。”她呼吁，现在对高校教材没有任何评论机制，学术界应该形成一种风气，对高校教材也应该进行严肃认真的评论。她同时建议，各个学科也应该设立教材研究中心，教材研究也应该被纳入到课题当中。
“现在，同类教材重复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的质量也差了一些，但这不仅仅是出版有问题。”北大哲学系教授赵敦华指出，他们担心和重视的倒不是出版本身的情况，而是担心教学上有行政权的部门会有单一性的标准。比如指定教材的问题，或者是教学计划里就有指定教材。他强调，希望教材使用的决定权真正由老师本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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