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学术研究，但我们也有过封闭书库，学者改行当“战士”的岁月。
2004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曾发拙文《外国文学所40华诞随想》，说“从踉
两张照片中，一张是1965年6月25日“四清”工作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安徽寿县九龙公社门口拍的。站在第一排的左起第四人是冯至所长，他右边是西方组卞之琳组长。左六是王平凡副所长兼所党总支书记，左八是东欧组戈宝权组长，再隔一人是苏联组叶水夫组长。右四是罗大冈先生。他左边稍隔点距离是《世界文学》陈冰夷主编。除留守待命的部分学者外，这几乎就是刚成立的外国文学所的整套人马。当时戈宝权、叶水夫、陈冰夷是“四清”工作组组长。卞之琳是公社党委委员。
外文所是1964年9月21日成立的。10月1日人马已驻扎合肥，随后很快就下寿县九龙公社“四清”了。像解放军进夹皮沟一样，我们每人都穿了身破旧的棉军装，“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建立根据地”。并非用词不当，传达上面的精神说：“估计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四不清干部”手里，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到底是否真的有三分之一的政权“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任务不是调查研究，而是奉命出征的“工作队”。1965年6月这次“四清”结束，由冯至所长挂帅的外文所“四清工作队”，由何其芳所长挂帅的文学所“四清工作队”，“学部”其他研究所参加第一批“四清”的学者们班师回京。第二批“四清工作队”再披战袍。
1966年6月初，外文所赴江西的第二批“四清工作队”回京刚下火车，第三批奉命出征门头沟的工作队正要进村，“文革”动乱爆发。一夜醒来，学部大院贴满了大字报。昨天还挂帅从“走资派”手里夺权的人，征尘未洗，自己成了“走资派”。“四清”中改行做“工作组”组长的学术名流，成了挨批的“反动学术权威”。外文所批判冯至，文学所批判何其芳，法学所批判张友渔，经济所批判孙冶方……学部由“学术空城”变成“遍地狼烟”。
第二张照片是我和戈宝权先生在河南“五七干校”拍的。照片上的戈先生不再是驰名中外的俄罗斯文学学者，不是“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江泽民语），而是一个为“全连战士”取送信的邮递员。岁月弄人！照片上的戈宝老竟没有丝毫的尴尬和难堪，而是特意把邮政挎包摆在身前，让绿底黄字的“中国人民邮政”一字不掩地亮出来。
人，到了哪步说哪步！何止一个戈宝权呢！像侯宝林相声《改行》中艺术家操刀摆摊卖西瓜一样，一段大田务农后，五十多岁的冯至、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叶水夫，都成了建筑工地的“壮工”。杨绛是菜农。高莽是食堂采购。钱?书先生本该是外文所的人，与文学所分家时暂时借给了文学所，不料成了文学所赖以发达兴国的“荆州”。日后外文所爱才而苦索，文学所惜才而不还。当时钱?书在文学所干校烧茶炉。要回来又怎样？外文所连队不过又多了个老年“壮工”而已！
从这一点讲，戈宝权有什么尴尬，有什么难堪呢？几位老“壮工”往架子上递土坯，胳膊没劲儿用肚子往上扛，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暂不说了。说来荒唐，动乱爆发后，当权派大多都成了“走资”，学术权威不少变成“反动”。年纪大点的总免不了“历史问题”。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不少年轻人像“现行反革命”。所里“革命群众”是如此匮乏，所以不得不让“反动学术权威”们边干活，边对“现行反革命分子”专政。累死累活，毕竟比牛棚的精神折磨轻点。但违心地“专”自己弟子们的“政”，违心地坐在会场批判明知不是反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心里就好受？从这一点讲，倘能像戈先生那样，挎上邮包消失在风雨里，不是逍遥得像神仙一样吗？他甚至可以把负责“专政”的“分子”带到远离耳目的小馆子吃驴肉。说“你吃，我在外边给你看着。”靠的不就是绿底黄字的挎包吗？
杨绛先生没有挎包掩护。她似乎就是以自己柔弱的肩膀在扛。当时“深挖细找516分子”的斗争仍很残酷。会场上的杨绛却常一言不发。也许只有她从那时走过来的人，才知道它的不易。更让人感叹的是，柔软斯文的她，竟冒着自己挨批斗的危险，设法要了正遭残酷斗争的一个同志偏远农村老家的地址，示意如有什么不测，他家中一切尽可放心。
戈宝老厚道，杨先生慷慨，但那是一个夫妻、父子都要划清界限的时代啊！“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令人起敬。
照片上戈宝老身边的我，政治上是被“挂起来”的，还没能“回到人民中间”。
1969年秋，我好像伪装革命一样，站在锣鼓队里吹着唢呐，满腔热情欢迎上面派来的“亲人”工、军宣传队进学部。进驻后办宣传栏，我临摹大型肖像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简直废寝忘食，还赢来阵阵称赞。不料“清队”开始，宣传队办“学习班”时我也身在其列，说“他老实，也许知道点东西，能从这里打开个缺口……”
我的老实，宣传队是估准了。老实得可怜。我主动让学习班“抄”了我的“家”（单身宿舍）；同意我的私人信件学习班可以随便拆；我承认我的重大“罪行”：抄家中有张拇指大的135黑白照片，不会游泳的我半蹲在岸边的海水里。学习班说我帮助“帝修反”，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军舰一看，就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我同意了。而且很痛心！
但问题也偏偏出在老实上。宣传队红艳艳的大旗像能点石成金一样，“516揪一个，准一个”，很多人被逼之下都“主动”交代自己参加了516，“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到人民中间”了，我却死活想不起什么时候参加过“516”。学习班说我想起的事实“都是鸡毛蒜皮”，说“只要立场一转变，就什么都想起来了。”仿佛立场能升华记忆似的，要你想起你是怎样从天上摘走星星的，你就能把哪天夜里，几点、几分，你如何把梯子靠到西墙上，当时是狂风呼啸，还是微风荡漾，等等，都“回忆”得清清楚楚。可我就是“转”不过来。工宣队师傅说：“吕绍宗呀吕绍宗！本来想把你树个典型的，你看你！”
学习班天天“攻心”，念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排里不时大批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外面楼檐下，还悬着我白底红漆的十个隶书大字―――“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楼道里、楼梯上、睡觉床头的墙上，却都是工、军宣传队“围剿”我的大标语、小标语和碰脸障目的大字报：“吕绍宗必须缴械投降”“不许吕绍宗撒谎！”“吕绍宗的罪行不能‘拉倒’！”（因为我顶撞说：“信就信，不信拉倒！”）绳索在身，长夜不明，我非常羡慕故乡饥肠辘辘的乡亲们，干活累了，和衣躺在凹凸不平的硬土上，脑勺枕着破烂不堪、里面满是臭泥的圆口布鞋，望着天空悠悠的云朵……当然，比起窗户钉死，走路前、后各跟一个威严的专政者那种学习班，我该喊万岁了。
一天又一天，“一个小小的吕绍宗，拖着全连三分之一的兵力长达三个月之久”不能再继续下去，但外文所连部是学部指挥部领导的；学部指挥部，是上面很高很高的地方派来的，“给你办班办错了？”于是我被无限期“挂了起来”，学习班宣布“告一段落”，我未能“回到人民中间”。虽蒙冤不白，满面政治污垢，但走投无路的我，听后竟像害怕上学的孩子要放年假一样高兴！
近年我的论著、译著，多和幽默讽刺有关。但亲历的岁月，有时真说不清，是更接近讽刺呢，还是更接近幽默？常说“被耽误的一代”。学者改行当“战士”，漫漫十余年，谁是“被耽误的一代”？是满腹经纶，正吐丝成锦的五十多岁那一代？是开局绚烂，正锐意进取的三、四十岁那一代？是风度翩翩，正建初出茅庐第一功的二、三十岁那一代？还是仅指没机会升学深造的那些娃娃们？
好在社会并未执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并没有“走一辈子五七道路！”1972年，外国文学所又回到了学部大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又回到了北京。1977年，邓小平派来了胡乔木，“造反”、“清查”、“干校”，在党中央高屋建瓴之下，仿佛稚子蒙童过家家时的一场噩梦，所有材料统统付之一炬而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们从今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殚精竭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现在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你能说，这里没有对当年“踉跄学步”，“少不更事”的反思？历史潮流，奔腾不息，未来的人们，又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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