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对文学影响最大最持久的是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政治中心论退出历史舞台，商品、市场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文学失却体制的支撑，必须独立地面对市场。
这种现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生存方式。其标志是，文学（包括雅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作
一个社会，当它走出政治中心论之后，文学进入社会的边缘，原本是一件正常的事。如果创作主体也能有一个常态的创作环境（物质的，社会的，精神心理的），文学当自会进入常态发展。然而事实是，当今文学（主要是雅文学和理论批评）正遭遇非常态的困扰与尴尬，欲求前进，举步维艰。
何以如此？原因有三：
其一，当“现实”迫令文学不得不面对“市场”时，这个市场却是不完善，不规范的。这不完善、不规范的市场，有如一匹脱缰之马，以其蛮悍强力，把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进而是人生观、世界观，搞得七零八落，破碎不堪。精神的破碎和困惑，表现为三个迷失：价值迷失―――――不知道用什么来维系社会的人文秩序；存在迷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在一种无奈和无谓的状态中昏昏度日；形而上迷失―――――没有了精神的关切和理性冲动。这种状况，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态度，从而也改变着人们对文学的审美心理需求。许多人不再相信崇高、壮美之类，甚至连继续追求的冲动也已淡漠。他们所期待的，只是即时的消闲娱乐，开心解闷，或是探隐窥秘，满足好奇之欲。低迷消沉的社会期待，制约着已经进入市场的出版业的方向；而出版方向又反手制约文学的生产与出版。结果是，无论你的作品具有多么高的审美品格和学术含量，多么重要的社会价值，只要出版业无利可图，就一切等于零。换句话说，你必须按照出版利益的需求来生产，才能获得报酬。这种情况，给文学带来严重后果。一位论者曾经这样写道：“在商品意识四处渗透的情况下，作品的生存左右着作家的生存，同时也左右着刊物和出版社的生存，尽管作者披荆斩棘探求艺术新路，尽管作品掘地三尺栽种有深度的思想，但如果为读者冷漠对待，还有几个富有侠义心肠的出版机构愿意印行呢？而作品无法出版，又有多少作家能够继续对艺术披肝沥胆！”面对困境，不少作家开始躲避崇高，追求平庸；更甚者，则堕入庸俗，专以低级趣味讨好读者，携文学与读者一起向“人”之下沉沦，从而失却前进的历史方向。
其二，在解除了极左的政治束缚之后，文学有了更多的自由，它本可以创作出一批具有更丰厚的现实底蕴、更广博的人文内涵、更深沉的思想光芒、更具艺术创新的优秀作品，而事实是某些不恰当的束缚依然存在。在抵达一定限度之后，便很难进一步自由地深入思考与书写。于是只好绕道而行。弯弯绕的结果，一方面使作为主流（主旋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受挫，阳气不振，思想与意识创新含量大减；同时，也为那些平庸乃至庸俗低级之作的大量出笼准备了现实的空间。
其三，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它应该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某种程度的本质区别，特别是在对待精神文明的建设上，应该有政策性的关照与扶植，尤其对那些作为民族文学（文化）表征的雅文学（文化）和严肃的理论批评著作，更应给予有效的支持。而事实又是，作为民族精神文化主要载体的严肃刊物难以维持，严肃作品不仅难以出版，而且报酬低微，甚者还要由著者倒贴出版费……这种现象背后牵连着更为深层的问题，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依我的想象，真正规范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树立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更须在正当的竞争中激励与开拓人性中创新奉献、自由博爱的积极本质；并且在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同时，由政府提出比一般市场经济更为优惠的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政策，以促其健康发展；总之，应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的融合统一。
要做到这一点，文学自身（至少是其中的一支）也应该举起“新理性”的旗帜，以高度责任感和巨大勇气，对现实的复杂性，给予充分现实主义的描绘，一方面对种种腐败丑恶的现象进行富有力度的批判，揭示其所以会如此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性的根源；同时，向生活的深处寻找那些积极健康真正属于未来的精神力量，表现他们面对现实自尊自律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始终不渝的人文情怀，为文学重新树立起“历史的方向”。事实上，这种显示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新的理性精神，在我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有艰难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正是他们代表着希望与未来。我以为，文学应当从这里汲取精神之光，激发新的生机活力。
文学，既然是人的精神创造，服务于人的健康成长，就必须具备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精神力量，这是它的生命所在。只要具备这种共同的精神力量，无论正剧，悲剧，喜剧，无论雅文学，俗文学，民间口传文学，也无论常规文学（现实主义），及各种先锋（探索）文学，都应该被允许，被鼓励，共生共荣。这样，文学才能进入常态，走向繁荣；才能创造出新时代的巨匠大家；才能像奥运健儿那样，夺取文学的世界金牌。
春天已经来到。在“二为”方向下，给文学更多的自由与保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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