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自己刚刚移民到香港时，因为广东话讲得不好，我总是不太愿意到商店里面买东西，因为售货员虽然带着职业化的笑容，但是你依然可以感觉到她们骨子里面的轻视，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是来自内地的新移民。
在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当中，我算是幸运的，因为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找到了一份电视台的工作。而且我想我是相当感激我当时的老板，他给我的工资，和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大学毕业生一样多。
解决了工作的问题，于是就开始考虑，如何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好一些。正是因为人不断地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往往就会让自己承担更多的生活压力。
我就是一个例子。
我是一个负资产，已经好多年了，而且根据目前香港经济的状况来看，我的房子在可预见的这些年里面，不可能有一个质的突破。
在香港，只要说我是负资产，很多人都会表示感同身受。因为这已经是很多很多香港人的现状。不过在内地，每当我说到负资产的时候，很多人都听不懂，于是我会花一些时间来解释一下，负资产就是你买的房子的房价下跌，跌到已经低于你向银行贷款的数额了。
我是在1999年买的房子，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关系，当时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的高峰已经下跌了差不多四成，听从特区政府的话，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出来说，楼价已经到了谷底，小市民可以置业了。
而买房子，有一个真正自己的家，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我最渴望的。因为刚刚到香港的时候，工资不高，工作也不稳定，因此只是每个月花几千块钱租了别人的一间房间，洗手间和主人家共用，客厅则是主人家自己的，因此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只是不到一百平方英尺的睡房。
就这样过了一年，因为生孩子，搬到了婆婆家，方便照顾。但是毕竟和老人住在一起，总觉得还是缺少自己的空间。
随着工作的稳定，虽然当时买房子供楼的话，会很吃力，但是敌不过有一个自己的家，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的那种渴望。
签完买卖合约，觉得自己的抉择应该算是英明，因为卖方亏了差不多一百万，把这套不到五百平方英尺的房子，用二百万港币的价钱卖给了我。我觉得自己好像赚了不少。
因为当时属于高利息时代，每个月还银行的贷款差不多要二万港元，而且还要二十年的时间。从这一天开始，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银行来打工了。
但是，当我走进自己亲手设计的这个家的时候，觉得，再辛苦也值得。
只是楼价并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到了谷底，不到四年的时间，我的房子已经跌到一百万出头，于是我成了香港众多的负资产一族当中的一员。
从此，日子开始过得有点战战兢兢。最担心的，还是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接到公司的大信封。香港经济不景气，传媒公司因为广告大幅下降而不景气，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一家公司都要依靠裁员来降低成本。一家家的公司倒闭，每个人提心吊胆，因为这个时候，并不是因为自己工作表现好不好，而是在很多的公司，每个部门在每一个季度末的时候，需要交出一份名单，来分摊公司裁员的名额。
本来，这些事情还算离自己遥远，只是平时不断地报道哪家大公司又在裁员了。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这些事情开始发生在自己的朋友和同事的身上。
在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和我一样，他们需要供房子，他们也需要养孩子。原本还算是中等收入的家庭，一下子少了一半的收入。那几年，身边的人，笑容越来越少。大家也开始很少聊天，很多人满怀心事。
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有一份工作。但是不稳定感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和一些管理层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同而发生争执；争辨的时候相当的潇洒，但是回到家里面，就会有点心虚，觉得毕竟得罪了自己的上司，于是做梦的时候，终于被炒了鱿鱼。
很多人对我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份工作你绝对不用担心。其实我不是这样想。我很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家公司，会因为没有你就运作不下去了。
其实有这样的生存压力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大家就会更加珍惜眼前的这个工作机会，工作得更加努力，为的是让公司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大的生产力，让自己的竞争力增加。另外一点，我想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能够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清楚自己的位置，不会因为一些赞扬和成绩而让自己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因为从事电视的关系，很多时候，我在别人的眼里有着一个耀眼的光环。但是光环毕竟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东西。从公众的视线当中离开，就要面对实实在在的生活，包括那些最为琐碎的东西。我觉得，越是能够看清楚和面对这些琐碎的东西，越是能够生活得真实。
有的时候，我也会非常的羡慕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我会想，如果有一天，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只是为了兴趣，那该有多好。
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会和我一样，只是随着工作成绩的积累，可能单纯为了生存的因素在慢慢变小，而且当一个人有了很多钱的时候，他应该又会有别的欲望产生，又有了其他的压力，所以我对自己说，也不要羡慕别人，先要自己把事情实实在在地做好。（摘自《行走中的玫瑰》，闾丘露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