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小说”，作为一种创新的文学实验，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在法国著名作家娜・萨罗特的笔下，只是到50年代，它才形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文学流派。一般认为，“新小说”派有四大干将：阿兰・罗伯 格里耶、娜塔丽・萨罗特、克洛德・西蒙、米歇尔・布托尔；名
这些“新小说”作家，在反传统、追求小说艺术革新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其理论主要体现在萨罗特的《怀疑的时代》、罗伯－格里耶的《未来小说的道路》等作品中。一但在写作上，他们又各有各的手法，很难找到共同的特点。简单地概括，罗伯・格里耶比较强调对物描写的非主观性；萨罗特擅长人物内心意识的对话；西蒙则以画家般的想象，把画面融入时间的流动中。从这一方面来说，“新小说”似乎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流派。
“新小说”的主要作品大都发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70年代已经不多，到70年代末，它在文坛上掀起的风潮已渐趋平静，作为文学流派表明走向了消亡。但到了1985年，“新小说”派代表克洛德・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标志着“新小说”已经得到了西方学院派批评的认可，从而使它成为法国文学史中的一项经典。
我国对“新小说”的译介
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批评界才开始对法国的“新小说”有了一些反应。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难得出现一些小块的评介文章，而且都是根据原苏联学术界那里得来的结论，批评“新小说”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动，否定它代表了一种文学的新潮流。记得我上大学时（“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头一届大学生），老师讲法国文学不谈“新小说”，到了三年级，才在叶汝琏先生的学术讲座上，第一次听到有关“新小说”的报告，主讲人仿佛是“战战兢兢”地介绍了罗伯－格里耶《嫉妒》的一些情况。
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国翻译研究界才对“新小说”开始了尽管滞后、但还算有系统的翻译介绍。在这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中，有三位学者走在最前列，他们是：郑永慧，林青（即林秀清）和柳鸣九。
郑永慧译的罗伯－格里耶小说《窥视者》最早在1979年出版，为内部发行。这恐怕是法国“新小说”在中国最早的出版物了。1984年罗伯－格里耶来中国访问，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做讲座。郑永慧教授在京与他会晤时，曾谈到先前写信给他询问在翻译中的一些问题，显示双方已有过学术上的交往。林秀清教授不仅翻译了罗伯－格里耶的《橡皮》，还翻译了西蒙的《佛兰德公路》，而这两部小说，正是我国创作界、评论界后来每每谈到“新小说”时便要引述到的两部作品。
柳鸣九研究员当时主编了《新小说研究》，为中国读者提供了研究法国“新小说”的最基本资料。其中林青译的娜・萨罗特的《怀疑的时代》，朱虹译的罗伯－格里耶的《未来小说的道路》等，使中国的读者和批评家开始认识“新小说”的文学主张，蓦然接触到那些“崭新理论”，一时令人颇有“豁然开朗”之感。当时，柳鸣九在编选前言中已经较客观地加以评价：“新小说派是一个以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力求创新为其主要特征的大文学流派”，“这样一个在反映社会生活上、在社会思想意义上有明显缺陷的流派，不足以成为文学上的典范与楷模”。在80年代初的中国，如此的评价，应该说是客观和恰当的。
随后，柳鸣九等人主编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中，收入了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李清安译）、《去年在马里安巴》（沈志明译）、《幽灵城市》、《金姑娘》（均由郑永慧、郑若麟译），还有西蒙的《佛兰德公路》（林秀清译）等。除了这些，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专门有“新小说”的选译，其中包括桂裕芳译的布托尔的小说《变化》（选）。这部作品的译介，触动了不少中国作家的写作灵感。布托尔以第二人称“你”为叙述主体的新颖写法，曾经对我国许多年轻作家产生影响，有一阵，国内出现了不少以“你”为叙述者的实验小说。这部作品后来又有了朱静教授的另一个译本《变》。
80年代中后期，多家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了“新小说”派四大干将的小说，尤其是罗伯 格里耶的作品，几乎是有一部就译介一部，有些译本还不止一种，以至于连作者本人都大为惊讶自己在中国的名气竟会那么大，居然赢得了跟巴尔扎克差不多的声誉。除出书外，当时几家外国文学期刊，如《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当代外国文学》等，也常有“新小说”作品的介绍。假如把这一阶段对贝克特、杜拉斯等“新小说”外围作家作品的译介也包括在内，那么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我们对“新小说”的介绍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对“新小说”的介绍渐趋理性，而且开始形成系统，其标志是陈侗策划的、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罗伯 格里耶作品选集》。该书收集了这位作家中后期的几乎全部作品。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审订了《重现的镜子》，校订了《昂热丽克或迷醉》，翻译了《科莱特的最后日子》，另外还译全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快照集》，他的论文集《为了一种新小说》。不久之后，罗伯 格里耶的新作《反复》和我的中译本，又在法国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版。我还翻译过“新小说”另一位代表人物西蒙的《植物园》、《有轨电车》和《常识课》。西蒙的作品确有特色，翻译起来仿佛需要从文字的线性运动，延伸到画面的两维空间，以及电影、雕塑之类造型艺术的三维空间，还得动用想象中的视觉（辨色彩）、味觉（辨味道）、听觉（辨声音）等，以便把握作品中潜在的灵感。西蒙的艺术特色，尚有待人们进一步加以研究。
前几年陈侗还主持了“午夜文丛”的译介工作，陆续推出了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新一代“新小说家”的作品，其代表人物有：埃什诺兹、图森、邦、加伊、恩迪耶等人。据了解，接受和喜欢这类作品的受众并不很多，其影响远不如当年的“新小说”派。近两三年来，陈侗策划的这套书，出版速度也明显减慢了。还有，出版《贝克特文集》的计划，听说也遇到了困难。总之，现在对“新小说”的热情，比起80年代明显降温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对它的研究，还是应该继续深入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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