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刘海军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36.00元
第一次听说《束星北档案》这本书，是在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
让人耳目一新的特殊文体
从形式上讲，此书的写作颇有特色。通常，人们写历史，写传记，都承认其中有作者的主观性存在，但却又有着一种尽力追求客观的心理。虽然后者的完全实现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但作者在两者间摇摆的矛盾心态无疑是客观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束星北档案》的作者刘海军开发出了（或者说至少是在国内科学家传记的写作中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写法。书中，作者只是在对背景的叙述中、在少数的评论中、在引用不同材料的穿插性联接中才出现，而主体部分是束星北个人档案、采访录及背景资料的直接引用。由于作者取舍得当，这些本是历史遗迹的尘封文字便有机地拼出了一幅生动的主人公形象。当然，作者找到这种写作方式很是花费时间，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盘推翻已经写就了的30多万字报告文学式的初稿，而且在时间上又延迟了数年之久）。不过，对于作者这样的付出，回报也是显然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特殊文体，使得此书在国内科学家传记的写作中将占据一席特殊的位置。
个体命运史和政治运动史
就写作选题来说，此书应该属于中国现当代科学史的的范畴。对于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科学史的研究来说，人们也是有着一种共识的，即我们都会承认，如果只从科学成就的重要性上来说，这些科学史肯定无法与国际上那些取得了革命性突破的科学进展的历史研究相比。但从历史研究的趣味来看，科学以及科学家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种种“外史”恐怕是同样具有极大价值的。《束星北档案》一书也恰恰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在书中，传记主人公的科学成就虽然也被追溯，但只是作为背景，成为一种铺垫，而传记的主体内容则是主人公挫折无数的坎坷经历，它几乎可以看作是以束星北这位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的经历为线索而写成的一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运动史。
正是在这种政治运动史的背景中，我们才可以清楚地看到束星北的命运的必然性，更可以透过束星北的个人经历，看到“文革”结束前中国科学发展的环境以及中国科学发展不尽人意的部分原因。人们经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就束星北个人来讲，他那种倔强、特立独行的个性，也是给他不断带来噩运的重要原因。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能够简单地把责任推给束星北吗？不断的政治运动其实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他的性格，但这种性格的改变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就像书中所讲，束星北本人的期盼并不很多：“要是能有这么一个地方，最好是靠海的地方，没有会议，没有斗争，也没有这么多的莫名其妙的麻烦事。带上几个学生，安安静静地搞项目搞研究，也可以按着大学或国家的要求进行研究，到时候按着要求上交成果就行了，该多好。”这是他的梦想，多年的梦想，我们能够说这种梦想有什么过分之处吗？当然没有，可是，对于束星北，对于他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这样的梦想却永远是不可实现的。可怜的是，对于束星北，在更多的时候，不要说实现这种梦想，干脆连从事研究的权利都不具有。到后来，他的人格甚至可以扭曲到认真地写出要长期洗刷茅房的申请，认为洗刷茅房对思想改造有重大的意义，“能刷掉资产阶级臭思想”，读起来真有一种黑色幽默式的荒诞。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态中，我们能够设想一个科学家还会有科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那种独立思考吗？
超出科学范围的沉思
看完这本独特的人物传记，读者的心情都会异常沉重，也都会禁不住为束星北以及他那一代的科学家而惋惜，甚至会得出束星北真是个倒霉蛋的结论―――竟然在“文革”结束之后，他连为教育和科研事业将自己的遗体捐赠出去的愿望都未能实现，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悲剧是有力量的。不过，束星北的这本传记所揭示的，决不仅仅是束星北个人的悲剧，它所揭示的，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的悲剧！而且，在今天我们仍不时地看到它的某些印迹。
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从来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读过这本传记，我们不难想像束星北是怎样的一个相当有天赋的人，也不难想像如果换了一种环境他可能会在科学上如何有所建树。但我想，其实束星北本人即使获得了重要的科学成就，也不过是他个人的辉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就理想的人类生活来说，对于无论科学家还是普通人，他们应该在怎样的环境中怎样地生活，他们的命运又应该是怎样？这部科学家的传记，恰恰让我们暂时几乎忘记了主人公的科学，而将思考指向超出科学的更多内容，而这也正是它的成功之处。
阅读此书时，发现了一处编校上的错误―――在第9章“英雄束星北”的注释中，缺少了文中文献引证8和10的出处，而正文中又缺少了注9。在这样的一部以文献为核心基础的书中，这种编校失误有些令人遗憾，但不知是否因编辑过程中删节之类的操作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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