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对这个名字闻所未闻。而我在束星北执教多年的浙江大学所在地杭州已居住十余载,从业于媒体,也算兴趣广泛,且很关注科学。由此推断,知道他的人真是不多。
最初从《中华读书报》上看到《束星北档案》
束星北何许人也?
他是上世纪与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物理学家,李政道与吴健雄的老师,与爱因斯坦有直接交往,并深得玻尔赞许。与王淦昌不同的是,他把对科学的执着也贯注在社会生活中,不懂得收敛,遇事非问个究竟,不仅仅是问,还要干预。他曾挺身而出,支持浙江大学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甚至当面责问蒋介石为什么不积极抗日?
有一件事颇能反映他的性格。抗战期间,他放下手头的理论研究,到国民党军令部技术室研制武器,中国最早的雷达就是他设计与制造出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他“请委”(填表加入国民党组织),否则就不发奖金,束星北不仅自己不请委,还不准他带去的学生请委,冲突发生后,他命学生拆掉已安装完成的雷达,乃至遭到军令部的囚禁。
但就是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主要原因,而磨难从三反五反时就开始了。
他先是成为历史反革命,到了反右运动中,尽管持论中正且十分理性,仍被打成极右,下放到水库工地劳动改造。生活上的艰难(白天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就睡在垫了一点草的卵石上面,没有床铺)不谈,最令他苦恼的是,以科学家严谨的逻辑思维,很难明白自己的错误到底在哪里?
有一段检查,让人读了异常沉重。他这样来认识60年代初人人都说形势大好,物质却越来越匮乏的现实:“1,在跃进的情形下,有些产品跃进的速度跟不上趟。2,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有些日用品就跟不上趟。3,为了持续更大的跃进,某些产品就不能不节约下来。”―――如此煞费苦心,因为非如此他就不能说服自己。
改造结束后,60年代初,他到了青岛医学院,做清洁工,当事者回忆这个时期他的表现:“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烧杯、注射器一定比新买的还要干净得多。”后来他主动要求包下全校所有厕所,似乎在此找到了改造自己世界观的途径。而即使这么一种性质的劳动,仍然无法阻遏科学家本性的流露,他在打扫厕所时研究如何改进,试图找出更好的去垢方法。有个时期打扫完后,他就躲在一边清点有多少人使用,别人不解其意,难免各种猜测。他女儿后来对传记作者说:“父亲肯定是在统计,以便找出清洗厕所与使用厕所的规律性的东西,他做事一定要有目的,即使在人家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
他也用这么一种态度来对待政治学习,为此给自己多找了许多苦恼。
到了文革后期,他已被改造成一个与从前完全不同的人,他的朋友“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可是最好最近的还是那些看洗澡塘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刷茅房的”,“他们和他下棋、打牌、喝酒、谈家庭私事、谈藏在心底的秘密,家里来了亲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的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也将他请去帮着张罗张罗”。
因为李政道归国时向周恩来的举荐,束星北在上世纪70年代得以复出,尽管仍做了不少工作(如完成钱学森交给他的任务,准确计算出洲际导弹的运行轨迹,以便回收),但因长期接触不到最新资料与远离科学活动,他已无法在前沿领域做出大的成就了。
天才就这样遗憾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读完这本书,我有异常郁闷的感觉,不止为了束星北。个人命运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影子,到底什么东西阻碍了束星北发挥他的天才?
这里,我还要向此书作者刘海军表达自己诚挚的敬意,他以15年的顽强努力让束先生早年的风采与此后的悲剧重现于世间,以此叩问每一个中国人:到底是什么阻碍着我们前行?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存在什么问题?
在昨天与今日的现实中,我们经常能感到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许今天我们每个人遭遇的阻遏不能与束星北相比,但同样消磨着我们本来就不那么丰沛的创造力。在一些方面,现在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在另一些方面,变化却并不那么显著。我们能够改变这些东西吗?还是任环境随意地改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