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 张炜
韩少功
张承志：自由的行旅■钟振奋
2005年1月，著名作家张承志推出了他的最新散文集《鲜花的废墟》（新世界出版社）。从《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一书的写作到出版已有两年多时间了，张承志似乎一直沉浸在对于“安达卢斯”的回忆之中。因为，这部书融入他太多的心血，四年之内他两次去西班牙，每次都是三个月的签证，自己找旅馆，坐最便宜的长途汽车，边走边看，把百分之八十的古代遗址都跑了一遍。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张承志又亲自参与了一些制作，可以说，在他迄今为止出版的六十多部著作中，《鲜花的废墟》是他最为盼望也是最为满意的一本书。
在二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张承志的足迹曾遍及欧美、日本、蒙古诸国，但是论及异国文化的魅力，他却最为钟情于西班牙，并将其视为梦想中的天涯海角。比起日本的文化暧昧，西班牙的色彩浓烈而鲜明，它的脉络刀砍般清楚。张承志打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它好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不修边幅，粗拉随便，多少有点穷。它的每一项文化风俗都呈着异色的面相，每一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争战的刀痕今天还留在墙上，供像我这样的人前去寻觅，考古访今。我觉得自己在西班牙的几个月，虽然整日在外奔波身体很疲累，但在精神上很兴奋，经常会被西班牙人的热情所感染，随时有新的发现与感动。我想我之所以钟情西班牙，主要是一种气质上的相合吧。”
除了写作以外，张承志还画了不少油画，有不少摄影作品，有的还被用作了封面（像英文版《黑骏马》、法文版《北方的河》、作家社的《一册山河》等），《鲜花的废墟》中也用了不少他所画的人物及场景的速写。张承志称画画有时候是为了休息脑子，同时也可以给房间做装饰。油画的题材主要是草原插队时的生活以及在西北的一些场景。写对联送给农民朋友主要是表达一点心意，每次下乡麻烦人家总归有点过意不去。有时候把画送给人以后他自己也就忘了。有一次一个朋友去一个日本友人家拜访，进到屋内，发现他家玄关处的墙上挂着自己的一幅油画，日本友人拍了照片送给张承志，现在张承志把它存在电脑里当屏保了。这件事令他深受感动。
一个行迹遍及世界各地的作家，将会选择什么地方作为自己的归宿？张承志说：“我总在想，人能不能把沉湎地理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那种地理不是随处可遇的，它必须具备震撼的视野、极大的美感，还得怀着一段秘史。它能把流俗世风隔在外面，而把人引诱得不能自已、在它的腹地蹒跚。它给人求知的满足，给人归宿的感觉。最后人几乎和它结合了，在岁月逝去之后，只想让眸子迎着视野，葬在这个地方。如果让我来选的话，西班牙的阿尔普哈拉斯？摩洛哥的茶畹？新疆伊犁的夏台？可能只能挑出这些恼人的地方。”
过于单纯的文化会造成片面的狭隘的见解。一个作家与社会的接触，如果是复数的文明与复数的文化区，两种不同的东西会纠正你某些可能的偏见。多种文明的滋养，对一个知识分子很重要，因为中国是多文明的。所以，对于内蒙、新疆、西海固，张承志总有一些偏爱。他经历了对内蒙古草原这一文明的始终如一的密切注意，而且是最具体最细节最底层的注意。那种获得宝藏般的感觉，是别人不能理解的。西北吸引他的主要是它的文明，那是一种异样的、绚丽多彩的文明。张承志在大西北的经历，与某些人的猎奇和所谓探险，与不尊重或无视甚至蹂躏当地居民心情的所谓作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盼望突破自己，现在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了――他想做个多文化的儿子，不愿在狭隘中生活。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丰富的文化相貌。
大概每年张承志都有一半时间在外面，他的旅行不是通常意义的那种旅游，而是一种真正的人生长旅，这样的旅行对一个知识分子是极其重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觉得不能缺少一方。而与当地民众的感情交流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西班牙就是如此。他乘坐最便宜的长途汽车，完全以当地老百姓的方式旅行，也没觉得什么害怕，这样交流起来更容易一些，充满了艰险和乐趣。更有一些地方，像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地，张承志还有一些“根据地”，当地朋友都给他专门留有屋子。他说：“我有不少农民朋友，他们读我的书，与我交流。他们有事也会跟我商量。比如说做生意的贷款啦，儿女的嫁娶啦，有些事我可能帮不了忙，但可以帮他们出出主意。”
谈到下一步的旅行，张承志说，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去一趟拉美，顺便把自己学的西班牙语再实践一下。
张炜：一天到晚跑着干活■舒晋瑜
身为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张炜，同时在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现在兼任万松浦书院院长，书院刚开始运作，种种琐事需要处理。所以张炜“到了40周岁静下来”的计划不得不延期十年：“50周岁静下来，一定静下来。静下来读书、写作、劳动。”
张炜称自己在济南生活非常不适应，因为不服水土，每月或大或小总要得一次病。还有，三十年的不间断的写作使其积劳成疾，近一年来眼睛几乎不能坐在电脑前工作了，也不能长时间读书。这是他极痛苦的事。生在海边的张炜回到面临大海的万松浦书院，还要不停地操劳。
其实创办书院之初，张炜曾考虑了孔孟之乡―――曲阜和邹县。但他后来想到，现代书院立足传统的同时，更要开放。万松浦面临大海，且传说公元前210年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从此处乘船泛海东渡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是中国古航海史上的壮举。可见半岛自古有开放的风气。张炜认为，不把传统文化的根基打牢，就谈不到开放。
他说人可以离开乡土，但不能离开大地。厚德载物的大地是生命的物质背景，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都构筑于这个背景之上。我们的文化传统兼有积极和消极的东西，就看后人如何取舍如何继承了。一个时代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就体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背景之中；但作为个人能否挣脱时代的局限，就取决于他对大地的忠诚了。可见对大地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万松浦书院，对她的创办报上网上都有许多讨论，提了不少问题。
中国的学术史差不多是大半部书院史。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东西。张炜说：“当天下的读书人都被科举制度吸引到功名利禄上面去的时候，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聚徒讲学，以传播儒家文化和道统为己任，独立承担起文化延续精神传承的使命，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传统！我想中国的开放不能夯实自己的文化之基，结果就会走向反面，会无法收拾。文化上崩溃了，一个民族什么都谈不上。这是时代之忧。”
传统的，也是开放的，这就是万松浦书院。张炜说，中国现代社会里应该有一个或几个书院，我们就做了。但一切还远没有这样简单。抱负是一回事，一点一点做起又是一回事。要消化中国一些代表性书院的“院训”，同时还要有一些现代胸襟和气度。书院在古代不是官学，又不是一般的私塾之类，而是高级形态的研修游学之所，是产生大思想的地方。
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他说，我们书院是非常微薄的，微薄到几乎不值一提。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做，不能不坚持，不能不有所作为。
书院里的工作主要有三大部分：藏书、联合教学和办网站。藏书和教学的工作进行比较顺利，只是目前网站的进展遇到些问题。前一段时间张炜的“精神的背景”引起各大网站及报刊的很大争论，书院网站的点击率一路飙升。但是书院早有约定：不以院长为话题形成热点和焦点，于是拒绝了这些帖子，很多网友不能理解。张炜希望得到大家谅解，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的帖子都是出自对书院的关心，但是在网上大做这一话题，有利用公器炒作自己之嫌。书院在感动的同时忍痛割爱那些热心网友的帖子，希望网友理解，一如既往地关注书院，支持书院。
为弘扬中国的文化传统，万松浦书院近年陆续编了不少图书，包括《中学生手中的金玫瑰》（上、下）、《边缘的声音》，还有即将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简朴生活书系”第一辑（王安忆、韩少功、迟子建等人著）。张炜刻苦耕耘，几年内完成了《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的创作，这三部作品是他创作道路上重要的收获。他称自己的写作状态腕力增强，更不浮躁：“几万亩松林的肃静之气笼罩了我，使我安静，使我从容，使我自信，使我有更多的爱。”最近，他又写完了《书院的思与在》，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书院是高级形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张炜到这里只是接过了一份聘书，但不拿一分钱工资。谈到这种无私的操劳，张炜说，这不算什么，每年都有很多文化志愿者，他们认同书院的理念，从南京、临沂、江西甚至更远的地方赶来，不拿报酬，自愿为书院工作。张炜说自己也是书院的文化志愿者之一。
万松浦书院有150亩的荒园，工作人员每人都有草帽、锄头，每天都要干活，他们吃的蔬菜、鸡蛋及部分粮食，都来自他们耕种的收获。去年夏天新加坡的朋友，还有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来访问，见他们每天劳动，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也参加到种芦笋和玉米的劳动中。书院工作人员的生活十分艰苦，这让张炜过意不去。他们一人顶数人使用，脑力体力都是好样的。来到书院的人无不赞叹他们的接待条件非常好，实际上工作人员为了让来客能舒适一点，不知付出了多少劳动。书院没有专门的接待费用，他们就节省自己的菜金，整个冬天几乎只吃土豆和圆葱。有一回一连吃了两个月的圆葱，大家闻到圆葱味都要吐了。张炜一直和大家一样，在生活上以身作则。书院第一年开院没有暖气，滴水成冰，整个冬天奇冷，但没有一个人离岗和叫苦，每天仍坚持工作十多个小时。张炜说：“我们愿意用自己的辛苦和操劳，为远方的学者和客人提供好一点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他们高兴，我们就感到幸福了。他们夸一句，大家会一直记着。”
一年中，张炜呆在书院的时间少了，人到中年，太忙了。他累坏了，他是心怀强烈责任感的人。有人说这是脱离生活，是隐居，张炜笑着说，这哪是隐居啊，这是一天到晚奔波，是跑着干活啊，干不完的活啊！有时我忙得把什么都忘了，十几年里我几乎没有休过一个星期天，就连春节也不记得休息过完整的一天。
张炜把生命献给了文学，献给了他热爱的文化事业。他一直在做拚命三郎，结果今天眼睛累坏了。看着他捂着自己的眼睛，朋友们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韩少功：回到内心
当很多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韩少功算是一个逆行者，几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定居中国南方一个偏远山区――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知识青年的地方，曾经进入过《马桥词典》及其它作品。他在那里栽树，种菜，喂鸡；收获的瓜果和鸡蛋如果吃不完，就用来馈赠城市里的亲友。这是一种中国古人“睛耕雨读”的生活方式，韩少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有一位报社记者跑到这个地方，对他的选择表示了怀疑：你这是不是回避现实？他说什么是现实？难道只有都市的高楼里才有“现实”？而占中国人口69%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90%的乡村就不是“现实”？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这是不是要对抗现代化？他反问：“什么是‘现代化’？我在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为什么这不是‘现代化’，而你被废气、脏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挠并且一天天公式化的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
在一般语境之下，“现代”在中国是指19世纪以后的岁月，在欧洲则是指16世纪以后的岁月，可见这个概念不过是意指工业化、市场化、科学化乃至西方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无疑是人类值得自豪的伟大进步。依托这种进步，韩少功在乡下也可以用卫星天线和电脑网络来与外部世界沟通，可以获得抵抗洪水、干旱、野兽、疾病等自然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他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都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我毫无理由对‘进步’心存偏见。需要指出的只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在历史上并没有常胜的纪录，曾经‘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被所谓蛮族摧毁，同样代表着‘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游牧强敌，朝廷一次次南迁乃至覆灭。那时候并没有中国现在的流行说法：‘落后就要挨打’。人们惨痛的教训恰恰可说是‘进步就要挨打’甚至‘进步就要灭亡’。一直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历史的这一法则才得到改写。即便是这样，‘进步’仍然只是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
韩少功认为，GDP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高GDP，更需要社会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怀，来促成旨在缓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所谓公正等等，无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话题，没有什么进步可言。这就是韩少功欢迎进步但怀疑“进步主义”的原因，是他热爱现代但怀疑“现代主义”的原因。因为无论有多少伟大的现代进步，也只是改变了生活的某些形态和结构，却无法取消生活中任何一个古老的道德难题或政治难题。也就是说，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
韩少功说：“这就是我要回到山乡的原因。回到山乡只是我回到内心的方式之一。”
乡下的生活给了韩少功不少帮助，至少有一条，他觉得这种生活越来越使他感到愉快和满意。“我并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作家到乡下去生活的。这就是说，即使我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再一次上山下乡也是我人生的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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