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莫理循

2005-04-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北京青年学者窦坤在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新书―――《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这是我读到的第二本有关莫氏的专著，第一本是澳大利亚人写的《北京的莫理循》，窦坤与人合译。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莫理循（

GeorgeErnestMorrison）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但在1949年之前，北京最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南口墙上竟会嵌着“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原因只是这位“莫先生”曾在此街中段住过。这个富有冒险意识和牺牲精神的澳大利亚医生，像青年时代徒步穿越澳洲全境一样，迈着坚忍的步伐来到中国，并喜欢上了中国，在中国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他先是担任英国最著名的《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客观地报道过洋务运动、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满清的垮台，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凭与大总统袁世凯的良好个人关系而力图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在日本人逼迫袁氏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得袁之默许，及时地通过自己的澳大利亚同胞（也是媒体同行）端纳先生，将条约的主要内容披露于报端，引起英美的强烈关注，终使日本人未能如愿让中国政府照单全收，多少挽回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袁死后他继续受聘于北洋政府。1919年春，他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技术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会议期间病倒，并于翌年5月30日在英国辞世，终年58岁。

然而，由于莫理循服务的是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政权，所以，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他和他所献身的那个时代便一并被人们淡忘，偶有提及，也颇为不屑，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就是“殖民主义者”。如此而已。

其实，“莫理循研究自莫理循去世至现在一直未曾停止过。”这是窦坤女士在书中告诉我们的。因为莫氏不光与列强驻华使节、记者们广泛交往，还结识了李鸿章、袁世凯、许景澄、赵尔巽、肃亲王善耆、端方、汪精卫等中国要人，他留下了太多的日记、笔记、剪报和有关中国的图书，所以，澳、英、日、美等国一向把研究莫氏的遗产当成探讨中国那一时段的第一手资料。

书中讲述：1917年，本欲回国的莫理循，因财力拮据，将王府井家中（今王府井百货大楼一带）的私人图书馆出售。此时，他的馆藏已达24000多册，多是关于中国的各种外文的珍贵资料。他很希望自己的这一大批珍藏能留在中国，甚至慷慨表示：“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尽管这是一个中国首都最具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尽管许多外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曾是馆内的常客，但最终的结果是一位日本男爵以35000英镑的价格将该馆买下。日本人凭着这笔丰厚的文化资产，建起了“莫理循文库”，此文库至今还是世界上钻探中国的清末民初史料的宝贵矿场。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远东时报》曾发表文章为中国表示遗憾，该文的题目即《短视的中国人》。

终于，我们不再短视。近年来，有历史责任感和良知的学者，不再甘于复诵教科书上的既有说法，他们力求从氤氲的传统迷雾中找出历史的真相。在浩繁的史料中，他们也看到了这位澳洲人的身影―――厕身于中国权力中枢多年的莫理循，无疑是人们走回那个时代的难得的向导。

窦坤就是一位紧紧追随着莫氏背影的有心人。尤为可贵的是，她不仅满足一己的学术成果，而且还极力促成国家图书馆从澳大利亚购得英文的“莫理循文件”微缩胶卷71盒，这样就使得更多的研究者有了掘之不尽的矿藏，而有兴趣的读者们也就有了陆续把那一段中国历史读下去的机会了。

莫理循与近代中国，有着太多的联系，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工作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我们与这位献身于中国的外国人，却有着太长时间的冷漠。《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的出版，是近年来少有的史学亮点，理应会引起更多的人对那一非常时段的关注。因此，希望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会感谢窦坤和她的导师，也会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和为此书的出版而出过力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