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分析应当是在昨天与今天之间承传着述旧集散、鉴往知来的思想力量。既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排列，也不是离开历史史实的随想放言，而是史实与思想的融合统一。史实不能任意改变，对历史的理解却有着思想的“灵感”和“活力”，思想是自由的。历史和理解之间充满着魅力，正如古人所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
兴而不怨。昨天的历史，有失误与挫折，也有成功，毕竟是中国式的奋斗，决不可轻薄哂之。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外界，坚毅却来自内部，来自自身的努力。我们党是坚毅的，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成功来自坚毅，坚毅来自正确总结昨天的失误与挫折。这就是昨天与今天的辩证法。平情与同情的理解，而不是狂荡与浮躁，这是《对局与风险》一书历史分析的特点。在“重工业化的发展对局”一章里，肯定了“一五”建设的成就，作者并没有直接去谈论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因为当时所有的人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认识程度，而是开出“风险”一节，用中西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去观照，显得入情入理。提出了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变化的一个历史经验即“集中与分散”的原则，集中与分散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相继交替使用的方法。结合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概括为“分散 分散中有集中 集中与分散的混合”的特点；结合我们国家走过的历程，概括为“集中－集中下有分散－集中与分散的混合”的特点。破除了两个迷信，一是“早该如此”的“聪明”，二是对“西方自由市场”的“崇拜”。符合人类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对生产关系认识的历史，谁也不是未卜先知的“超人”。
观而不蔽。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发展现代生产力是我们党孜孜追求的“大仁大善”，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也是一门治国理政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调整的重组对局”分析中，作者把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大饥荒”的原因概括为“信息型饥荒”，排除了制度型、交换型等说法，肯定了我们国家宪政原则和基本制度是正确的，也是能够实现调整的基本保证。接着又分析了命令风、浮夸风、高产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五风，是人为制造的错误信息误导了发展，造成了席卷城乡“大饥荒”的恶果。符合邓小平所说的上下头脑都发热的实际，是集体性的“失灵”，而没有归结为一个人的责任。揭示了集中计划下的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预示终将需要改革的潜在性。如何看待经济调整中出现的包产到户、增加市场调节、实行利润主导、计件工资和奖金等现实问题，形成“两种倾向”。书中观而有据，不虚不矫，温文而述。反思昨天，源自今天，余味缭绕。
群而不固。用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情况反衬当时国内发展的脱离世界发展方向的个别性，通识中外对局。在“三个世界划分对局”分析中，作者插入上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发展的特点，意在对比。当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有成见，有主观和形而上学的东西。作者以反观的形式告诉读者，西方找到了发展经济的两大原则，一是政府，二是市场。金融产业、科技产业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和发展，我们却在闹“革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以今视昔，失误的地方就一清二楚了。
怨而不伤。昨天的失误是今天走上正确发展道路的先导，如何表达昨天与今天的关联，实质是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读过该书以后，思考昨天的失误和今天走出曲折以后的选择，仁者不惧，智者不惑，有一种力量推动着我们党自我纠错、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前进，封锁也罢，困难也罢，浩劫也罢，这些都来自外部，都不能摧垮我们的。正如书中所说，在失误的同时，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本色没有变，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没有丢，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气脉还在。说到底，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仍然保持着。风雨过后，我们党又迎来艳阳天。一气读来，使人不觉奋然而起，击节称是，全无哀怨之感，这正是需要的鼓舞人民前进的浩然正气，是从反思昨天产生出的智者之见。
昨天与今天，大概是我们的永恒的话题，透示着现代文明的修养和知人论世的胸怀，似乎有着初人望月和初月照人的循环，处理不好可能出现过偏，前苏联在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全盘修改、否定前苏共的奋斗历史，不能正确评价前苏共的成绩与失误的教训，其殷鉴不远。《对局与风险》一书值得一读，无论是从事党政的，还是从事政治、历史、经济、文学的，都会各有所得，它的视角大、学科跨度大、包容量大，且文笔优美、行如流水，所见者少，其妙处又非一二言能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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