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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被“误读”80年的画像

2005-04-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据报道,分别从收文、校勘、注释等方面集中体现了20余年来鲁迅研究新成果的新版《鲁迅全集》将于今年10月出版,这无疑是我国文学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我们翘首等待着新《鲁迅全集》的问世。

由这个消息,笔者想到了一个在人们看来或许属于细枝末节的问题。

鲁迅先生曾在《杂忆》中提到过一幅英国

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1788 1824)的画像,原文是这样的: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这像,去年才从《小说月报》传入中国了。

按鲁迅这里提到的《小说月报》是由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一个重要刊物。而登有拜伦“花布裹头”肖像的《小说月报》是指1924年4月出版的该刊第十五卷第四号。当时正值拜伦逝世一百周年,我国文学界正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和为希腊民族独立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伟大战士。这一期的《小说月报》便是“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它集中刊登了由当时中国一些著名的作家学者(如沈雁冰、郑振铎、徐志摩、傅东华等)所翻译或撰写的拜伦作品或有关译介文章。另外还登载了几幅关于拜伦的图片,其中第一幅就是鲁迅先生提到的拜伦“花布裹头”的肖像。画像的说明文字是:为希腊军司令时的拜伦(T.Phillips作)。

由此看来,当时中国文化界是一致这样认识这幅画像中拜伦的身份(“革命家”)的。就鲁迅先生而言,这幅表现拜伦“去助希腊独立”的画像尤其曾使他“心神俱旺”。

但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1809年10月,拜伦在他的第一次“东方之行”途中,来到了当时正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在别人的推荐下,拜伦与陪自己旅行的好友霍布豪斯一道去拜见当地的统治者阿里帕夏(“帕夏”是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一种称号)。就是在去见阿里之前,他买下了这套服装。其实在今天看来,并不缺乏能说明这一事实的文献。霍布豪斯1809年10月6日的日记说:“直到9点,(拜伦)一直在试穿着这套像野鸡毛一样漂亮的服装。”这是我们所能获知的拜伦得到这套服装的最具体的描述。到1814年,画家T.菲利普斯给拜伦画下这幅著名的肖像。同年5月,诗人的一位女友艾尔芬斯通小姐向他表达了对这套服装的兴趣,拜伦便爽快地送给了她并给她回信说:“我送给你这套阿尔巴尼亚人的服装,……如果你喜欢―――收下它吧……。”

而拜伦成为所谓“希腊军司令”是什么时候呢?1816年,拜伦因政治和私人生活等方面的原因被迫第二次出国(也是永远离别祖国)。1823年5月,在意大利的他参加了由英国一批政治家组成的“希腊独立委员会”。1823年7月,他带着私人出资购买的一批军械前往希腊参加其民族解放斗争。1824年1月,拜伦抵达著名的米索朗基翁,不久被希腊独立政府任命为一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可惜的是他壮志未酬,当年4月就因患热病死于该岛。

笔者揣摩,文学前辈们的这种“误读”,可能是因为资料缺乏造成的。因为当时中国文学界对拜伦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拜伦的个人资料还很缺乏,他的有些作品或生平材料还是从非英语语种中辗转获得的(如鲁迅对拜伦的把握基本上依赖的是日文资料)。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当时的中国仍处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文化界精英们有心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树立一个“诗人兼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因而对此图片背景作出了有意的曲解。

但不管属于哪一种原因,时值今天,它们所发生的根据都已不存在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便捷和频繁的学术交往和信息交流,获得充足的研究资料,比较容易地剔除遮蔽事实真相的各种因素;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去认识、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拜伦及其创作……同样,对于这幅画像,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继续“误读”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幅画像太著名了,所以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新出版或重版的拜伦译作,几乎都要在书中刊出它,而且说明文字也总是要突出拜伦身上的“希腊特色”。如:《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杨熙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正文前便是这幅画,画下说明文字是:“身穿希腊民族服装的拜伦画像(英国画家托马斯・菲利普斯作)”。《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杨德豫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扉页也有这幅画像,反面“拜伦画像说明”云:“这幅身穿希腊民族服装的拜伦画像,系画家T・菲利普斯所作,现存伦敦国立画像馆。”不难理解,这样的说明即使没有像“五四”前辈那样亮出拜伦的“司令”身份,也足以让读者联想到他所参加的希腊独立革命。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对《杂忆》中提到拜伦的那一段文字所作的注释则是这样的:“拜伦的肖像,指英国画家菲力普斯(T.Phillips)所作的拜伦画像。1924年4月《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期《拜伦逝世百年纪念专号》曾予刊载。”这段话本身当然没有问题,但它对鲁迅先生原文中存在的不正确表述及《小说月报》拜伦纪念专号中的误解性说明未能明确指出,这应该视为一点不足,读者甚至还可以理解为该注释对上述说明是认可的。作为国家一项重要文化出版工程,《鲁迅全集》具有很高权威性和极大影响面,因而在还原这幅画的本来面目方面也应该走在其他人的前面。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至少,新版《鲁迅全集》对此处会有一个更明确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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