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嵩先生的学者情怀

汪子嵩先生近影

最初人们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先是对身边困惑的事情感到惊讶，然后逐渐对那些重大的现象如月亮、太阳和星辰的变化

这段话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学习西方哲学的人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汪子嵩先生在2001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都全文引用了它。汪先生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的自由就在于研究哲学的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而不应盲目地屈从他人，屈从于某种权威。这里，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为知识而知识”的思想，这也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2001年正是汪先生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撰写《希腊哲学史》第三卷的时候，如此多次引用谈论这段话并阐述对它的理解，绝不会是随口说说。

汪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多年，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十分正常。而且他也确实不是今天才对亚里士多德的话有这样的认识的。在1995年的文章中，他明确地说有两类哲学家，一类热衷于关心人类的前途，试图用哲学来济世安民，另一类对哲学问题有兴趣，为学术而学术，没有其他实用目的。亚里士多德就属于后一类哲学家。而在1993年的文章中，他也提到哲学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是为了其他目的和效益。甚至在1988年的文章中他就谈到，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以寻求知识为目标的这一特点就十分鲜明了。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这样的认识在汪先生的文章或著作中表达得就不是这样清晰明确了。我想，同样是读亚里士多德的书，并不一定就能够认识到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即使认识到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也不一定能够把它明确地表达出来并加以强调。因此，汪先生的思想认识大概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1979或1980年，我曾经听过汪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门课。如今依然记得两点，一是他关于“本体”（相对于“实体”）的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二是他依据列宁的观点评价亚里士多德，我感到有些教条。那个时代的烙印是深刻的，在我的身上也不是没有，不过是多些少些而已。今天，我们都懂得，不是不可以讨论唯物唯心，也不是不能依据列宁的观点来评价亚里士多德，问题是不能把它当作评价的惟一尺度。一个人可以主张学术为现实服务，也可以提倡学术研究要结合实际问题，但是他不能因此而禁止别人的不同做法。一个人可以依据某一种理论为前提或原则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不能因此而不允许别人使用不同的理论。尤其是在哲学讨论中，把某一种理论观点绝对化、终极化、教条化，与哲学这门智慧之学的性质恰恰是相悖的。因此，从自身的学术经历和体会，尤其是从学习研究西方哲学而产生的认识出发，我完全可以理解汪先生推崇的为学术而学术，也赞同他强调学术需要自由。但是我相信，与汪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相比，我的这种体会肯定肤浅得多。

汪先生早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后到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在他工作的几十年里，在特定的情况下，他甚至只能抛开学术，投身政治。同许多年轻人一样，汪先生当年也曾“自以为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挫折不小，他曾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被指责为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并受到批评处分。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大概都可以体会到，有些东西可以说，有些东西则是不能说的。这种当说与不当说不仅成为一个人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就是一种生存方式。处在这种状况，汪先生研究哲学也要时时刻刻绷紧这根弦，必须小心谨慎地考虑，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汪先生会认识到还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事情。即使他有这样的认识，也无法想象他怎样把它表达出来，更不用说提倡和推崇它。近年来汪先生对我说过多次，他以前研究哲学主要是在工作之余，直到退休以后他才可以真正研究哲学。我觉得，“为学术而学术”不仅是汪先生全身心投入古希腊哲学研究所获得的思想认识，也是他生活经历的体验。正因为这样，我看重汪先生由此引申出来对自由的理解和体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它绝不是来自书斋的空想，而是发自心灵的呼声。难怪汪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亚里士多德”是汪先生研究最多的人，是汪先生学术思想的记录。“理性”与“自由”则是汪先生几十年风风雨雨对学术真谛的感悟。

文集收入了汪先生自1980年以来写的一些文章，有纯学术的，也有不是纯学术的。前一类文章都是关于古希腊哲学的，最主要的就是亚里士多德。而后一类文章讲述了他学习和工作的不少经历，阐述了他关于学术的一些看法，谈到他的许多师友，包括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郑昕、陈康、贺麟、沈有鼎、苗力田、王太庆、周礼全等。汪先生的文笔清晰明快，道理说得明白，故事讲得生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学者深刻的反思，包括一些真诚的自我批评和歉疚。我体会，“自由”是一种状况，也是一种境界。一个人也许一辈子也无法达到它，即便如此，也还是要去想，去追求的。